唐德刚 民国十年 告别帝制五千年
这部拙作是作者在退休以后才执笔编写的。作为一个以历史为专业的教师，我个人自二十四岁开始在大学教授历史以来，至此已四十余年。在此将近半个世纪的教学生涯中，十、九是在美国纽约的两所大学里度过去了。在哥大研究院专授两门课，整整地教了七年。一门可说是包罗经史子集、诗词歌赋的汉学概述；另一门则是包含中国近现代史的史料学。上课时往往是推着整书车‘史料’进课室的。在纽约市立大学则前后教了近四十年。前二十年在市大各分校兼课；后二十年则在市大本部的市立学院作专任。其中十二年则兼亚洲学系的系主任，并负责设计和教授各种课目。在纽约市政府和联邦政府所主办的中学教师训练班中，也曾担纲教授多种课目。总之，四十年中在纽约市大所设计和教授的课目几近二十种之多。作为一个‘课目设计’(course proposal)的负责人，你纵不亲自上课，但对教学内容也必须有其彻底的掌握。加以纽约市大的学生和家长们都来自世界各地，种族、宗教和政治背景皆万般复杂。作为一个历史课目的教师，尤其是设计人，各方面可能发生的问题，都得面面顾到。日久在不知不觉中，竟会变成个无所不知，也没一项知得太多的大杂家。荒时废业，莫此为甚。
但是笔者在这身不由己的教学环境中，却勉力地做了一项坚持：在十多种无法摆脱的课目之中，我始终坚持中国近现代史一课必须亲授；四十年未尝或缺也。由于学生背景复杂，程度参差，因此对教学史料之筛选，也不得不随时注意，每一学年的教材都按时下出版情况加以修正。因此四十年来，愚而不学，未能著作等身，却讲义连屋。回忆昔年在哥大，因职司图书管理，对国史资料曾作有系统之累集与编纂。工作虽为人作嫁，然身当其任，熟能生巧，乖材辟典，每可一索即得。友生时有咨询，其数年不解之难题，往往可一语解纷。嗣在市大因该校无中文图书设备，余尝签请纽约市府与市大当轴，拟由市立图书馆与市大图书馆合设一中文图书馆，一以方便市大教学，兼为华裔社区服务。盖市府有此经费，有此立法，而社区与学界亦皆有此需要也。为此笔者曾与市府官员及市大当轴会议无数次，终以华裔社区支援太少，政府体认不足而流产，至堪叹息。承乏一主要学府，以汉学为重心之亚洲学系而无汉学收藏为基础，则虽为巧妇亦难以为炊。所幸笔者服务哥大有年，两校近在咫尺，在研究资料上，尚可互通有无。至于日常有关汉学文史之教研，则笔者恒以一己之个人收藏为系中师生之辅助。有关资料，片纸未敢废也。积少成多，数十年来，茅卢竟成堆栈。
然处此高科技时代，汗牛充栋之史料收藏，究非一介寒儒所能胜任。敝帚自珍，终是沧海一粟。所幸久居纽约，集天下之至善与至恶于一城，若有所需，仍可一索即得也。年前自纽约市大退休之后，为人作嫁之身，初获ZiYou，文化出版界友好不弃而有索稿者，亦可勉力应命。昔时课室讲稿及平时涂鸦旧作，自校中运回地库，仍堆如乱山，偶自整理，抽编应命，初不意有同好之读者贤达与朋辈师友，竟颇有极严肃之鼓励。承师友厚爱之余，笔者亦不敢自弃。究竟寄身象牙塔内数十年，纵系至愚，能无一得？因每于霜晨月夕，于数十箱旧稿中，略检其尚可用者，编缀成篇，多半寄呈刘绍唐先生于‘传记文学’中酌量选用。随意涂鸦付邮，数年来，竟至百余万言。日积月累，浸成巨帙，亦殊出所料也。笔者于六○年代之初尝与美国出版商麦克米蓝公司订约撰写，总揽二十世纪中国之‘民国全史’。英文稿成千余页(部分章节曾由李又宁教授主编之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季刊披露之，见一九八八年诸期)。嗣复承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慷慨资助担纲主编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Republican China(‘详注民国史资料汇编’)，积稿亦数十箱，虽明知经费有限，非一人之力可竟全功，然愚公移山，古有明训，知其不可而为之，未尝气馁过。唯自哥大转业之后，所承担之新职，管理重于研究，一转百转，致前功尽弃，实非所愿也。时格势禁，乞食异邦，无如之何，思之可悲。如今退休之后，虽已渐感老迈，然琴剑犹存，弃之可惜，摩挲旧简，终觉难安，老骥伏枥，仍思贾起余勇，终始其事而以本篇为前导。天假以年，不敢自弃也。
电脑时代新史学的试探
在本篇中，笔者必须向贤明读者特别交代的是，刘绍唐先生所编的‘传记文学’，并不是‘学报’型的杂志。笔者亦无心多写学报文章。所谓学报文章是文体不嫌枯涩，而言必有据，本师胡适之先生所谓‘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九分证据不能说十分话’是也。如山师训，吾何敢违。只是觉得学术文章，不一定必须行文枯涩。言而有据，也不一定要句句加注，以自炫博学。美国文史学界因受自然科学治学方法之影响，社会科学之著述亦多诘屈聱牙，每难卒读。治史者固不必如是也。笔者在作博士生时代，对此美国时尚即深具反感，然人微言轻，在洋科场中，作老童生又何敢造反？谁知如真造反有理，实不愁造反无人也。在此行首举义旗者，不意竟为笔者在哥大所最崇拜的业师之一杰克斯巴松(Dean Jacques Barzun)也。巴氏曾在哥大任教务长及文学院长多年，后以校聘讲座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退休。在笔者受业期间，巴氏即不时于授课中严厉批评时士所炫耀，以注脚(footnote)做学问之美国式繁琐史学为不当(巴氏为法裔)，六○年代时更着而为文于哥大校刊中痛论之。无奈积弊已深，纵硕学高名如巴松者亦不能移风易俗也。笔者嗣读此邦师生之汉学论文，其中每有浅薄荒谬之作有难言者，然所列注疏笺证洋洋大观焉。时为之掷卷叹息，叹洋科举中之流弊不下于中国之八股也，夫复何言？！不意近年来电脑之发展已至不可想像之程度，如今台北中央研究院已将二十五史与十三经等输入网路；大陆上甚至已将四库全书全部电脑化。笔者本人曾承台北南港中研院电子专家之辅导试检二十五史及十三经之诸典籍，按钮索骥，所需史料简直多至无可招架之程度。近月由华裔谭崇仁博士等专家为美国IBM所设计之‘深蓝’电脑与世界棋王科斯巴鲁夫对弈，科氏败下阵来，曾引起世界震惊。其实此事并无可惊之处。盖深蓝计算棋式之‘秒速’为二亿步，所藏棋谱在万种以上，而且日新月异，永远不断地在改进之中，一人脑中智慧之累积，究有其极限。古人云：‘以有涯随无涯，殆矣。’棋王败北，何足异哉？
再者，照目前电脑科学发展之情势度之，则下一世纪电脑之秒速将有十亿字之检索能力，直可把目前藏书铁架长逾六十英里之美国国会图书馆，全部收藏集于一机之内，置诸衣袋之中而有余，真是成何体统？！读者贤达批览拙篇，或将疑我为撰写科幻小说。朋友，非也，非也！此一幻想之成为事实，只是十年、二十年后之事耳。电脑革命如今已排山倒海，吾人身在此山中，不自觉之罢了。
现在言归正传。若谈电脑革命对史学之影响，实在令人不忍卒言。笔者昔年每劝胡适之先生不应再搞他的‘水经注’。原意是胡师今世之大思想家也，恶可因噎废食，沉迷于考据训诂之小道哉？然久有考据之‘癖’的胡老师听不进去也。孰知进入今日的电脑时代，考据训诂真已成为工匠小技哉？适之先生二十年之功，今后如以电脑检索之，数星期之事耳。浪费了胡适二十年的光阴，我们的民族智慧如何浪费得起？……事实上，纵在今代电脑出现之前，美国史学界对此以注脚相尚，氾滥成灾的繁琐史学之抗拒已甚嚣尘上，论者以容忍一注可长至三百页之当今美国的八股史学实为荒谬。今后在电脑笼罩之下，那就更不足论矣。去年秋‘纽约时报’对此一学术革命，曾有颇为详尽之报导。(见William H. Honan,〞Footnotes Offering Fewer Insights： Schoalrs Desert an Old Tradition in a Search for Wider Appeal,”The New York Times. EDUCATION. August 14,1996.p.B9.)
有感若此，以故笔者试撰此篇时，既为顾虑一般读者对章句之不耐；同时为试探电脑时代新史学应有之取向，乃不作教科书式之撰写。一般史实之早成定案者，都以我国传统史学中之‘纪事本末体’及‘大事年日志’之方式于末卷中条列之。如此，则读者可一目了然，毋须作者啰嗦也。而史实中之可议、可惊、可叹之处则于正文详叙之，并试行减少学报气味，庶几一般读者能读而终卷也。名家之见足传千古者，则博揽而广收之；或有不足者，则以愚者之一得而填补之。虽仅一得之愚，亦聊备一家之言，以待知音者之更多补充与佐证。至于一般注脚，除具有关键性者注明之外，一索可得者则省却之。盖专家检索，初非难事，遣兴读者亦知作者之不妄言也。聊以拙篇为新方向之实践，纵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至恳读者随时匡正之也。
三大阶段，两次转型
抑有进者，笔者读史、教史、着史数十年，劳者自歌，亦每以千虑一得，自作主张，对四千年国史之诠释，一以贯之。斯即数十年来初未离口之拙论，所谓‘三大阶段’与‘两次转型’也。愚意自夏禹家天下以后有纪录可征之国史，凡四千余年(公元前二二○○─公元二○○○年)。四千年中，如按我民族所特有之社会型态发展之程序(typological approach to societal development)而分析之，则四千年来我民族之社会政治型态之发展，盖可综合之为三大阶段，亦即封建、帝制与民治是也。从封建转帝制，发生于商鞅与秦皇汉武之间，历时约三百年。从帝制转民治则发生于鸦片战争之后，吾侪及身而见之中国近现代史之阶段也。笔者鄙见认为此一转型至少亦非二百年以上难见肤功也。换言之，我民族于近代中国所受之苦难，至少需至下一世纪之中期，方可略见松动。此不学所谓两大转型也。
今日尚主宰大陆史学界之马克斯主义历史学派，根据马克斯主义之教条，则分国史为五段，亦即原始公社、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包括所谓‘最后阶段’之共产主义社会)是也。今因大陆上两制之推行及苏联之解体，社会主义已成过街老鼠，鲜有衷心信服者矣。然不疑之处原亦有其可疑余地也。纵观近百余年来之名家史学，马派之社会发展阶段论之科学性，原未可厚非也。只是日耳曼学人太武断，每好以偏概全；而我国‘五四’以后之启蒙文人，崇洋过当，在学术转型期中食洋不化，致将错就错。
盖人类社会之发展虽有其通性，然各大民族之社会发展亦各有其特性，二者交互影响乃形成各民族史之不同型态与不同阶段也。在欧亚大陆上，我华夏民族社会发展之经验足于白种民族﹝包含闪米特族(Semitic Peoples)﹞相颉颃。马派史学所总结者，实为白种民族之现象，持之以解释我民族之发展，凿枘就大不相投矣。榫头卯眼大小不同而硬接之，就死人亿万了。思之可悲！
没奴隶社会也没资本主义
我国古代中有奴隶(slaves)，而无奴隶制(slavery)，笔者在不同的拙著内曾力证之，国际汉学界亦有公论。[见‘新版大英百科全书’(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in 30 volumes)一九九七年版，第十六册，页八五八]既无奴隶社会阶段，则我国史上之封建制，实自原始公社(Primitive Commune)直接演变而来。其实马派史学所谓之原始公社者，即初民之部落生活(tribal life)也。盖初民生活原与猴马牛羊等群居动物(尤其是猿猴一类)之社会行为，颇有相似之处。群居动物，居不离群。初民生活亦必以部落为单位，而部落生活必有其自然形成之酋长，有其长幼强弱之分歧，亦有其部落间之交往，及彼此间之竞争与斗争。甚至守土之习惯与夫疆界之划分，亦为与生俱生者。近年生物学家曾发现非洲之黑猩猩(chimpanzee)，各群之间亦每为争夺疆土而发生群斗，其情况竟如初民之间的部落战争。若辈虽无武器可用，然既抓且咬，爪牙并用，为族群之保疆卫土，亦每至死伤枕藉，有时甚至阖族同殉，其惨烈亦不下于我国共相残之内战也。猿猴尚且如此，而况于人乎？以故初民社会之属土习惯，及长幼强弱阶层之自然形成，实即封建之雏形也。随之，众部落之间，强凌弱、众暴寡、大吃小、尊御卑……，千年演变与进化之结果，乃形成西周时代之高级封建王朝矣。曩昔余读美洲红人史，每惊其与我国三代史之酷似也。近读十七世纪前后在美国维吉尼亚洲建国之印地安‘帝国’史，尤信封建制出于部落生活之非虚。盖此邦盛时所拥疆土约为台湾之一倍，其君主保哈坦(Powhatan)属下有大小诸侯三十家。每家各有其大小不同之疆土；每家亦各拥有勇士自二十人至三百人不等也。他们君主与诸侯之间的权利义务亦均约定俗成，颇有可观。保哈坦有女甚美，后来下嫁与英人，颇有贤名。闲读此书，几疑其为‘左传’之英译也。(见Helen C. Rountree, The Powhatan Indians of Virginia： Their Traditional Culture.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1)(8+1). pp.114─125.)
关于封建社会之特征，我们可以说有两点最为重要。其一则为土地属于天子或诸侯，大贵族可以把土地‘封’与小贵族，但不得买卖，百姓黎民更不得私有。其二则是居统治阶层的贵族实行世袭制，黎民百姓除却裙带关系或结帮造反之外，绝不能进入统治阶层。这一东方式的封建制度发展至公元前八世纪的西周之末，可说已登峰造极。唯物极必反，迨平王东迁(公元前七七一年)之后，它就开始滑坡以至崩溃了。能把这一从滑坡、崩溃到改制的经过，说得最简单明了的古代记述，实莫过于‘汉书?地理志’里的一段记载。且抄录如下：
周爵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满为附庸，盖千八百国。而太昊、黄帝之后，唐、虞侯伯犹存，帝王图籍相踵而可知。周室既衰，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转相吞灭，数百年间，列国耗尽。至春秋时，尚有数十国，五伯迭兴，总其盟会。陵夷至于战国，天下分而为七，合从连衡，经数十年。秦遂并兼四海，以周制微弱，终为诸侯所丧，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为郡县，荡灭前圣之苗裔，靡有孓遗者矣。(见中华书局版‘汉书?地理志’，第六册，页一五四二。)
‘汉书’中这节记载，历史家要在鸡蛋里找骨头，那也是找不尽的。可是作者叙述的封建崩溃的程序，那大体是言之成理的。可是郡县制之出现却非一朝一夕之功，它是经过数百年慢慢转变出来的。大体说来封建崩溃之开始是，诸侯用各种方法兼并来的土地，不再‘封’与他人，而是暂时‘悬而不决’或‘悬而不封’。这就是‘县’的起源了。在古文里，‘县’、‘悬’本是一字。读音亦相同。不像后世读成县去(声)，悬平(声)也。县而不封，县而不决，本是个临时的办法。后来永远‘县(悬)而不封’，县就变成个政治制度了。
把郡县或州县的‘县’解释成‘悬’字，段玉裁(一七三五──一八一五)在他的名著‘说文解字注’中也说是‘县者县(悬)也’；不过他接着说是‘县(悬)于郡也’，那就说错了。(见该书万有文库版第三册三十四页)笔者青年期在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系就读时，随顾诘刚师治商周史便曾指出段氏之误释，认为是‘县者悬也。悬而未决或悬而未封’，而非‘县于郡者也’。撰成‘我国郡县起源考’之期终作业，嗣并收为‘毕业论文’之前篇，颇承业师过奖。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益觉青年期判断之非谬。盖封建王朝末期对封地‘悬而不封’，古日本及若干印欧民族国家亦有之，只是其结果不若中国竟发展成独特的郡县文官制(civil service)之重要而已。
郡县制之兴起与发展实为我国社会政治(sociopolitical)第一次大转型之关键所在。一转百转，迨始皇统一中国，‘废封建，立郡县’，由封建制转入郡县制，全国人民生活方式(lifeways)便无一不转。‘废井田，开阡陌’亦是必然之事。所谓‘废井田，开阡陌’者，即是开放国有或公有土地任人民私自耕种，以增加生产也。笔者撰拙篇于抗战中期，初不知历史会重演，其后竟有废人民公社，搞包产到户等之现代化的‘废井田，开阡陌’也。以故笔者不揣浅薄，亦将五十余年前之青年期旧作收入本编，以就教于方家也。
回忆五○年代中期，笔者在哥伦比亚大学半工半读之时，曾在该校之‘中国历史研究部’作编译。斯时学部主持人魏复古(KarlA. Wittfogel，1(9-1)(8+1)6─1988)教授之巨著‘东方ZhuanZhi论’(Oriental Despot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正在杀青阶段(此书于一九五七年由耶鲁大学出版，近年曾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译成汉文出版)，魏氏嘱余校订全稿并笺注拙见。不才曾叹其功力惊人，而其结论则因果倒置。盖魏氏修正马克斯末竟之学说，所谓‘亚洲式生产方式’(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并创立其一己之理论，认为‘亚洲式社会’实为一种‘水利社会’(hydraulic society)。国家为提高农业生产而兴建规模宏大之水利工程，乃导致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逐渐建立起极权ZhuanZhi之国家机器来。其语甚辩，而鄙意则适得其反。盖我国国家机器之完成，实在始皇帝‘废封建，立郡县’，建立‘职业官僚体制’(professional bureaucracy)之后也。我国政治制度之发展，实是郡县制的国家机器建立于先，而大规模之工程(如都江堰、长城及运河等等)则建设于后也。建立都江堰这样大规模水利工程的李冰，便是秦王国的‘蜀郡太守’(今日大陆上叫做‘四川省委书记’)。李冰若不是利用他省委书记的权力，他的都江堰工程(约同于今日李鹏主持的三峡水坝工程)，是无法施工的。以故笔者数十年来所笃信之我国‘国家强于社会’之传统(始自郡县文官制之出现)，为我国政治制度之最大的特点之拙见，与魏氏之说，表面上似颇为接近，而本质上固有其本末先后之异也。
百代犹行秦法政
这一记从秦国开始的我国史上的第一次社会政治大转型(sociopolitical transformation)，发自商鞅(公元前三九○─前三三八年)，极盛于始皇(统一中国于公元前二二一年)，而完成于汉武(公元前一四○─前八七年在位)。汉初诸吕乱后，非刘不王，曾一度郡国并存，搞一国两制。迨吴楚等七国乱后(公元前一五四年)，封建之‘国’名存实亡，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之政制转型始正式落幕，至今未变。其他相关的转变，如重农轻商的经济制度、独崇儒术的职业官僚制、士农工商的阶级划分、婚丧礼俗的日常生活等等，一转百转走向定型。尤其是中央集权的三级文官制，自秦汉以后，晋、隋、唐、宋、元、明、清，甚至民国时期之北京政府及国民政府，均不断加强之。迨人民政府成立之后，毛氏当国对此一中央集权的三级文官制之传统，可说更是情有独钟。在他与郭沫若往来的诗词中，便颇能闻其心声。今且抄他一首七律全文如下：
‘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神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犹行秦法政，‘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此诗作于何年，论者不一。但在‘九一三事变’之后，毛为四人帮批林批孔助阵时，重提此诗，可知其念念不忘也。总之毛氏对马列主义之了解，自始至终未脱离标语阶段，而对传统帝制之认识，则深入骨髓。毛之不幸是他把两个极端的理论都误用了。在重温传统帝王政治学时，他体会不了我国传统里‘有教无类’、‘改土归流’等等历史经验的重要性，强不知以为知，自以为是的乱引马列教条，创造新制度。上节曾说过周初有一千八百国，包含着无数的大小民族(时至今日全国仍有五十七族之多)。所以我国历史的经验是，族群不是由少变多，而是滚雪球式的从多变少，形成一种多文化的大民族(racial regrouping under cultural pluralism)。这在现代美国的经验里，便叫做‘民族大镕炉’(racial melting pot)。加以在今日交通发达，社会流动性(social mobility)极高的时代，一国之内的少数民族怎能永远聚居于一地呢？……就以我华裔移民美国来说吧，近年来我华裔人数很快便会超过外蒙和西藏的总人口(据专家估计：下世纪，旅美华侨可能上一千万，蒙藏合计可能不到此数。华侨移民配额，大陆、台湾、香港之外，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配额里皆有华裔，有人估计，下世纪中叶，华人可能近千万云)，今日在美国的所谓中国城(Chinatown，旧名唐人街)，在纽约便有三座之多。我们的政治的出路实在只有落地生根和就地参政之一途。今日我们已出了一个州长，谁能说我们下一世纪不能出个总统呢？我华裔如舍此康庄大道而不由，要来搞个‘中国城独立’或‘中国城自治’，岂非二十一世纪一大笑话哉？大美帝国海阔天空，要我们挤在Chinatown内搞‘独立’，不特我华裔有为子孙所不愿为；青年期曾在Chinatown做打工仔的老朽如愚亦不干也。其理甚明嘛！华裔之外，如人逾千万之非裔’人逾六百万之犹裔，人逾两百万之波裔，他们不搞独立，正有同病之怜也。所以美国能从十三州发展至五十州者，实我中华千年以来所搞的‘改土归流’之美洲翻版也。朋友，现在台湾和菲律宾还有很多人，想参加美国的改土归流，做美国的五十一州呢！改土归流有何不好？
民国初年的孙中山毕竟是个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他做临时大总统时，就反对所谓五族共和这套谬论。他主张采取美国式的民族大熔炉的哲学，而扩建一个包罗所有民族和多种文化的中华民族(见‘三MinZhu义’文言文原稿，收在台湾版‘国父全集’，页一八○──一八一)。其实在大清帝国时代，朝廷改满洲和新疆为省；民国时代改内蒙为省，当政者所采取的也正是这个大熔炉的哲学。不幸到人民政府时代，毛公因受苏联制度之影响就一反其道了。他把倒退误为进步，废流反土，把原已建省的新疆、内蒙、广西又全部化为少数民族的自治区，而又只许少数民族在中央集权下，享受点象征性的自治，这样就间接鼓励了少数民族中的分裂主义者和国际间的反华分子，或明或暗地搞其分裂活动了。这种伪君子不如真小人的制度，后来也就贻患无穷。今日新疆的乱源即在此。
[附注]在早版‘毛选’中，毛泽东曾主张少数民族有权独立，后版中他们就只能‘自治’了。毛自己的思想反反覆覆，便十足表示他对此问题没有原则性的掌握，随意搞其黑猫白猫，而堕入中国历史上原先并没有的大汉族主义的框框，实在是很冤枉，也是很可笑的。
在类似的情况下，毛泽东对现代的民治主义和社会主义，也认识不够。因此在现代西方文明挑战(challenge)之下，‘百代犹行’的‘秦法政’已不能再延续，但他老人家却偏要沾沾自喜的延续下去，其不出纰漏也，岂可得乎？朋友，我们的毛主席在中国近代转型史(我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大转型)中，原只是个转型中期的民族领袖。他个人的个性、见识、修养、训练和时代，都只能铸造他做个转型高潮中的秦始皇，而不能做个完成转型的汉武帝。这就叫做形势比人强。毛泽东自视为天生圣哲，其实他和读者贤达以及在下的我一样，也只是个渺小的脊椎动物，并不能扭转他们唯物主义者曲不离口的所谓‘客观实在’啊！他是时势所造的英雄；但是他这个盖世英雄却未能创造时势。夫复何言？
我们及身而见的第二次大转型，与第一次大转型颇有不同之处。第一次转型时，由于我们内部的社会发展至某一阶段，促使我们社会政治结构非转型不可，那是主动的。第二次转型就不然了，它几乎是完全出于西人东来之后，对我们着着相逼的挑战──尤其是军事挑战。这一挑战揭开了近代中国国耻国难和社会政治大转型的序幕，于是有那个可耻的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和随它接踵而来的‘中英南京条约’(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签订)……。鸦片战争之可耻是双方都有份的。胜者的可耻，是他武装贩毒，竟不以为耻；败者的可耻，是他颟顸腐化，政府无能，人民愚昧，偌大的帝国竟被数千个英国水兵打得一败涂地。
战前千年不变，战后十年一变
鸦片战争在我国历史上的重要性，长话短说，便是它推动了上述从帝制阶段向民治阶段的转型。在这两大阶段之间，它是个分水岭。战前我国的社会政治制度(毛泽东所说的秦法政)是千年未变的；战后的中国那就十年一变了，甚至变得面目全非。这一转变过程虽万般复杂，但是事后回头看去，却又阶段分明。在各阶段中，身当其冲的革命家、变法家、观察家乃至一般智者与黎民百姓，均不知其所以然也。其原因便是‘身在此山中’，无法识其端倪也。但也有少数智者(像洪秀全、康有为、毛泽东等人)往往自以为是，一朝在其位，得其势，难免就强人从己而贻误苍生了。
早朝的历史家，虽也不时回头看去，试作过历史分析。无奈这次转型，如果最后能转出个长治久安的定型来，根据中西历史中的前例，它至少需时两百年才可能有个初步的结果。因此在转型的初期和中期，如一(9-1)(8+1)八年的‘戊戌变法’时期，和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时期，分析家对中国前途的变数，实无法掌握。盖前途歧路太多，歧路亡羊，安知羊之所之也？可是日月推移，歧路渐少，羊在何路不难追踪，中国前途的远景何似也就隐约可见了。俗语说：‘女大十八变。’小女孩才变了三、五变，您怎能看出她的变形呢？可是等到她姑娘已变了十五变之后，将来她会成为怎样的一位夫人，我们也就不难预见了。这只是个时间的问题；非后之来者胜于前贤也。
根据笔者大胆的观察，我国史上第二次社会政治大转型，实在是从割让香港之后才被迫开始的。如今香港收回了，一百五十年的苦难岁月也悄悄地溜过去了。从林则徐到今天，我民族至少也传了五代了。古语说：‘五世其昌。’当年的道光皇帝也曾经说过：‘久屈必有大伸，理固然也。’(见‘夷务始末’道光给林则徐上谕)今日香港回归，国难结束，可能也是我国史上第二次社会政治大转型完成的开始。笔者不揣浅薄，回顾前瞻，预期我民族再有四十年，应可完成国史上第二次社会政治大转型之伟大的历史任务。国有定型，民有共识，以我国我民、我才我智之最大潜力，走入人类历史上民治主义的新时代，开我民族史今后五百年之新运。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舍我其谁？笔者毕生治史，历经国难国耻，艰苦备尝，守到天明觉夜长，终能初睹曙光，亦为之兴奋不已。谨以这部小书，野人献曝，追随读者之后，略表个人对香港回归之庆贺，至恳方家贤达，不吝教之。
唐德刚 民国十年 细说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的爆发，至今已整整八十周年了。为这八秩大庆，海峡两岸乃至日本和美国的中华史学界，都在纷纷集会研讨，并撰文以为纪念。在我们执笔之前，首先想自问一下，‘辛亥革命’这四个字是谁发明的呢？或是谁首先使用的呢？笔者不学，自觉此答案已不可考；至少是争议很大，姑置不论。且说‘辛亥’。辛亥是我国历史上传统的‘干支纪年’里，六十年一循环之中的一个年头。我国历史自黄帝以降，已有七十八个‘辛亥年’。我们这个‘辛亥革命’是发生在第七十七个‘辛亥年’。这个辛亥，在清朝历史上是宣统三年；在西方耶稣纪元上，则是一九一一年，所以西方史学家，都把‘辛亥革命’翻译成‘一九一一年之革命’。因而我们今日来撰文讨论这个‘一九一一年之革命’，首先面对的，便是‘定义’的问题了。
辛亥革命的定义与争议
我们如望文生义，则‘辛亥革命’只是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到一九一二年元旦孙文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间两个半月的事。这个狭义的用法曾为甚多中西专著所采纳，然为本篇所不取。盖‘革命’究与突发的‘政变’不同，它是长期酝酿的结果。只见其果，不明其因，是会引起误解的。至于广义的用法，似乎就应该包括辛亥革命的背景，和它立竿见影的后果了。──换言之，我们研讨‘辛亥革命’事实上是包括清末民初，中国革命运动的全部过程。但是这一段最早期的革命运动，又是哪一年起步的呢？这就有点争议了。
一般的说法，总认为近代中国最早组织的革命团体，便是一(9-1)(8+1)四年‘甲午战争’爆发以后，孙中山先生于是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檀香山所成立的‘兴中会’了。一(9-1)(8+1)四年(清光绪二十年)因此也就是中国近代革命运动的起点。国民党官书如是说；大陆上的李新教授在其‘中华民国史’上，亦作如是说。
这一点实颇有可议，因为在兴中会成立之前，还有杨衢云烈士和他底一伙同志们在香港所组织的‘辅仁文社’。文社成立于一(9-1)(8+1)○年(清光绪十六年；另一说为一(9-1)(8+1)二年)，比兴中会要早四年多。它最早的创立者杨衢云、谢缵泰、刘燕宾、何星俦等十余人，其年龄、学历、社会背景，和他们‘推翻满清’、‘创立合众政府’、选举‘伯理玺天德’(President)等主张，与孙逸仙(中山别号)他们在檀香山的小革命集团，几乎一模一样。所以当中山于一(9-1)(8+1)五年一月返抵香港时，经共同友人如尢列等的撮合──尢列为文社社员，亦中山好友──这两个小革命团体，也就一拍即合，搞其联合组织了。
在这个双方联合的新组织里，他们决定用‘兴中会’为会名。因为‘振兴中华’这个响珰珰的名字，较之那酸溜溜的‘辅仁文社’四个字，要冠冕堂皇多了。──后来孔祥熙等一群山西青年，也在太原组织了一个‘兴中会’。这个远在华北的兴中会，与孙、杨的兴中会毫无关系。据孔祥熙说，他们那时听说海外有个‘兴中会’。他们喜欢振兴中华这个响珰珰的名字，乃把他们自己的小团体取个名字，也叫‘兴中会’。(这是笔者早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校对孔祥熙回忆录时，听到录音带内孔氏亲口说的。当时亦有人把孔祥熙的小组织，当成孙中山兴中会的‘太原分会’，实是误听录音的结果。)
杨衢云、孙中山等在香港所组织的兴中会，事实上除掉名字之外，一切皆是‘辅仁文社’的延续；会员们也大致都是杨衢云的班底。因为杨的团体已成立四年有奇；而孙的团体还未满二月。杨是香港的地头蛇；孙则是新从夏威夷回来的。双方强弱之势是可以想像的。据说他们合并之后，选举新会长(他们叫‘总办’或‘伯理玺天德’)时，曾发生孙、杨之争。据后来国民党的官书所载，在同年十月他们预备搞广州暴动时，孙曾当选‘伯理玺天德’或‘总办’。后来‘杨既获大权，遂借端要挟，而请[孙]先生以“伯理玺天德”相让。郑士良、陈少白等闻而大愤，极力反对，士良且欲除之。先生以大事未成，首戒内讧，力表谦让，即以此席让衢云……’云云(见‘国父年谱’页六八─六九)。
这段官书颇难说服任何公正的读者和历史家。如所叙属实，那可能不是杨的‘借端要挟’，而是孙的党羽为拥孙而暗中想搞杀杨的‘苦挞打’(coup d’état)，为孙所阻。官书甚至说杨衢云排满抗外的思想，以及他组织‘辅仁文社’的叛逆行为，都是受中山‘感召’的结果(见前书页五○)。这些似乎部是想像之辞。有人或许要说‘辅仁文社’的宗旨是‘以友辅仁’；它是个社交团体，而非革命团体。其实辛亥首义时，最活跃的一个组织则是‘文学社’。文学社却是个革命团体，而非社交团体。所以名字与实质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尤其在地下革命的时期。我们不能望文生义，或以辞害义。
须知杨衢云开始其革命行动时，孙中山还是个用功的医科学生。一(9-1)(8+1)四年中山还亲赴天津‘上书李鸿章’呢。他‘上书’不幸被拒。如果李鸿章英雄识英雄而重用了‘孙文’，中山不也就是清政府的‘能臣’了吗？哪还搞什么‘革命’(他们那时叫‘造反’呢？所以在这一阶段里，杨衢云是否受‘先生感召之深’，吾未敢必。而孙在‘上书’被拒而走上排满革命之途，所受杨衢云的影留，倒是很明显的。
再者，‘兴中会’最初在檀香山组织时，其形式和性质也只是个‘银会’。会员每人出‘底银’五元，‘股银’每股十元，购买愈多愈好。目的是‘举办公家事业’，事业成功，每股‘收回本利百元’。该会宗旨，除报国之外，‘兼为股友生财捷径……比之[向清朝政府]捐顶子买翎枝，有去无还，洵隔天壤。且十可报百，万可图亿，利莫大焉，机不可失也。’(见冯ZiYou著「兴中会组织史’及‘香港兴中会章程’第八条)所以在檀香山的‘兴中会’里孙逸仙是在暗中筹款造反，而绝大多数‘银会’会员，则是在买‘乐透奖’。而这个兴中银会的会长也不是孙逸仙而是股商刘祥。但是孙却是这银会首会的得利人──他筹到港币一万三千元，外加个‘兴中会’的组织名义。有了这些本钱之后，中山便匆匆赶回香港向杨衢云洽商(事实上是bargain)两会合并的事务了。合并之后，会长一职顺理成章自然应该是杨衢云。是年十月，他们竟然发动了‘义兵三千人、洋枪六百杆’外加火轮船二只的广州起义。试问中山皮包里的一万三千港币，能买几枝‘洋枪’呢？这些起义的本钱，显然都是杨衢云搞起来的。中山半途加入罢了。可惜杨氏早死──一九○一年一月十日被清吏刺杀于香港，他底事迹功勋就被埋没了。所以一部‘中国近代革命史’，是应该从杨衢云开始写的。
笔者写这段小辩正，绝无意贬抑中山先生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地位。相反的，我们是更上层楼地尊崇他为我们的民族领袖；民族领袖应有其不偏不倚的民族领袖的地位。因此我们不愿采用‘党史家’为‘党魁’作传时，视天下无不是之父母的谱牒方法罢了。
得风气之先的华侨青年
青少年时期的孙中山先生，恕我大胆的说一句，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华侨青年’，甚至如粤人俗语所说的‘金山仔’。笔者蜗居纽约四十余年，在‘穷人哈佛’的纽约市立大学从兼课到专任，教书经验亦有三十余年。在我课室内进进出出的华侨小青年，亦不下数百千人。我平时总欢喜举中山先生的故事来勉励他们。行行出状元，如今虽做不到大总统和国父，但不断努力之下，不做‘大官’也可做点‘大事’嘛。其实我的学生中，卓然有成者，亦为数颇有可观。
相反的，我们如以中山先生比诸今日侨生，他老人家其实也是当年的华侨小青年之一而已。贱日岂殊众、贵来方悟稀。华侨小青年或金山仔有其共同的特点。这些特点也是铸造后来革命家孙文的社会条件。
大体说来，他们底特点约有数端：一、工农家庭出身。其父祖伯叔类多贫雇农、苦力工人或小商人。胼手胝足，日常工作都在十二小时以上。他们除旧有的观念和道德标准之外，平时没空亦不知如何管教子女。二、小华侨们受父兄宠爱，甚至溺爱；类多丰衣足食;至少不愁衣食。佳子弟，颇可上进；恶子弟，则至为堕落。三、教育水准，下辈平均都在高中以上，远超过长辈。──当年老辈华侨多不识字，纵识字也不过稍读‘三百千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而已，而下辈则于三百千千之外，有的且精通外语了。四、以说汉语的‘弱势文化’，在海外对抗西语(英语)的‘强势文化’，老辈多不谙外语，为自尊自重乃坚拒同化。因此一般老辈华侨，较之国内人民，更为保守；而讲‘双语’的小辈于自卑之余，则趋向‘全盘西化’。所以他们父子之间‘代沟’极其严重。笔者本人便不时为学生父子间之冲突，排难解纷。中山先生与他的长兄孙眉，曾一度反目，弄到互找律师的程度，吾知其冲突根源所在也。处于我辈今日，‘西化’与‘现代化’固截然有别，然在孙公青少年期，则二者固为同义字也。五、这老少两代的华侨对祖国都有极深的感情，甚至流于‘沙文主义’。但是他们两代对祖国的爱法，却截然不同──老一辈的总希望大清大皇帝多争点气，也好为我辈天朝弃民，出口乌气。小一辈的则要驱除鞑虏，创立以美国模式为张本的‘共和国’和‘合众政府’，乃至新的社会，新的宗教，和新的道德标准了。
老实说，当年在檀香山的‘兴中会’和在香港的‘辅仁文社’，都是这一类的华侨青年所组织的。孙中山先生(谱名孙帝象，学名孙文、孙德明，字载之，人耶教时，名孙日新，行医时他的汉文老师区凤墀为他作一音之转改为孙逸仙，后来变成‘美国公民’时，在美国护照上的英文名字则是Sun Yat-sen)当时便是这一类的‘华侨青年’之一。他或许由于禀赋较高，幼年时确实‘异于群儿’；他也确实是读书用功，作事有恒，终能‘脱颖而出’。但是他青少年期的社会背景是自有其特殊模式；这模式对他也有特殊影响的。
这儿更不妨附带一说。中山那时代的青年华侨，与笔者班上的侨生，亦略有不同。我班上的侨生有‘竹升’(或作‘竹心’)、‘竹节’之别。‘竹升’者，美国土生也。老华侨们认为这类小华侨，‘肚子内一无所有’。‘竹节’者，唐山出世，幼年来美，‘两头不通气’也。
我们通番语的学术界，则叫前者为ABC。ABC者，American-born Chinese也。后者则CBA。CBA者，China-born Americans也。而中山那时的华侨小青年，几乎全是CBA而绝少ABC。因为那时的旅美华侨，生存在最凶残、最下流无耻的‘排华律’(Chinese Exclusion Acts)压榨之下，中国妇女，除少数妓女之外，旅美者可说是绝无仅有也。
而那些小‘竹节’，则由于父亲是‘美国公民’(母亲不是)而取得美籍‘出生纸’而旅美者也。
所以这些小‘竹节’绝大多数都能使用中英‘双语’(bi-lingual)。其天资笨拙或不愿用功的，往往双语皆不通；而禀赋卓越，又肯于用功学习的，则每每两语皆精。孙中山就是属于后一类。而孙逸仙这位小‘竹节’之取得‘美国公民权’，则通过另一管道。孙公于十三岁时(光绪五年，一八七九)随母就兄，迁居檀香山。那时的夏威夷是个红种人的独立王国。不幸老王于一(9-1)(8+1)一年晏驾。兄终妹及，夏威夷乃出了个女王。三年之后，也就是中日‘甲午战争’那一年，这女王被英美德裔的白种殖MinZhu义者篡了位，夏威夷乃变成个傀儡共和国。一九○○年(庚子)，也就是‘八国联军’侵华的那一年，这个小傀儡共和国就被美国兼并了。
夏威夷既变成了美国殖民地，按美国宪法，则凡是土生的夏威夷人，也通统理成‘美国公民’了。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并不是在夏威夷‘土生’的，但是他却说了一口夏威夷腔的英语，因而撒了个谎，自称出生夏威夷，也就取得了美国公民权，领用美国护照了。可是当他于一九○四年在三藩市初持檀岛出生纸入境时，如狼似虎的美国海关检查员对他发生了怀疑(另说是保皇党告密)，乃把他拘留于‘木屋’。所幸年前中山已入‘洪帮’。有‘致公堂’堂籍，乃由该堂出美金五百元保释候审；并雇请律师向华府申诉。这场官司美国移民局居然打输了，中山乃得以美国公民身分重入国境。这个‘美国公民权’对中山其后的革命活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有的读者们读史至此，可能要批评：我们的‘国父’，族之圣贤也，岂可弄虚作假，非法取得美国公民权？读者若作如是想，就昧于史实了。须知在那人类文明中最可耻的‘美国排华律’欺压之下，我辈华裔移民在当时美国种族主义者的‘法律’分类中，是比‘黑人’与‘印第安人’都还要低一等。印第安红人在那时的美国法律之下，不算是‘人类’的。因此‘华人’(Chinaman)在当时更是非人类中的非人类了。中山先生为非作假吗？朋友，你能和当时排华杀人的种族主义者这批野兽，谈孔孟之道吗？明乎此，你就了解孙中山先生何以如此做了。再者，中山的做法并不是他发明的。‘美籍出生纸’在华侨社会里，是有其公开市场和价格的。
所以近代中国最早期的革命运动，便是有上述特征底华侨小青年们所推动的。他们都是爱国华侨，寄迹异邦、粗通番语，因此得风气之先，对现代西方的新观念、新事物，接触较早──比内地的知青如黄兴、宋教仁、胡汉民、汪精卫……等，大致要早十年。由于这早晚两期的革命骨干底家庭、教育和一般社会背景都截然不同，它也标志出近代中国革命运动，显明的阶段性：‘兴中会’基本上是个华侨组织；后来的‘同盟会’，就带有浓厚的士大夫气息了。
孙文脱颖而出
笔者在许多篇拙著里，都曾强调过中国现代化运动的‘阶段性’；而这些大小阶段的进化，往往又是以十年为一个单元。‘革命’原是我国‘现代化’运动的方式之一，因此它也逃不过这个‘十年一变’的基本公式。以杨衢云、孙文为首的两个革命小团体，自从一(9-1)(8+1)五年一月合并为‘兴中会’以后，至一九O五年八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也正是整整的十年。在这短短的十年之间，革命运动在中国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现在让我们先翻翻‘兴中会’的老帐。看看这个最早的革命团体怎样地从生到死；和中山本人却又如何地脱颖而出，从初级阶段进入高级阶段。
兴中会在革命理论上和行动上，都是有欠成熟的。要言之，他们在政治理论和形式上是完全抄袭美国。甚至连美国佬做官就职时，捧著「圣经’举手发誓那一套洋皮毛，也照搬无讹。这原是一个‘弱势文化’在一个‘强势文化’的笼罩之下，反应在青年身上，‘东施效颦’的普遍现象。华侨青年如此，侨居欧美的亚非拉各国的青年，亦无不如此。可是在十九世纪这个‘华侨青年’的小圈圈，实在太小了。因此在那个时代与他们有‘共同语言’(common language)和‘共同信仰’(common faith)的海内外华人究竟太少了。他们没有代表性，也就搞不出什么气候来。
再者，他们所采取的革命行动，却又是百分之百的传统‘造反’方式；有时甚至是‘恐怖主义’(Terrorism)。例如孙中山在他所策划的‘十大起义’中第一次的‘广州起义’(一(9-1)(8+1)五年十月二十六日)，中山自己的计划，便是在武装攻打督署之外，‘四处放火’、‘施放炸弹、以壮声势’。而他们那时的革命群众则全靠‘会党’。会党虽是从反清复明开始的，但发展至清末已经变了质；甚至变成横行‘地下’的黑社会，为正当人士所不取，而兴中会诸公却以他们为主力，因此就没有真正的革命群众和‘倚靠阶级’了(恕我借用一个***名词)。事隔五年，当清廷为‘八国联军’所困之时，兴中会诸公再来个‘惠州起义’，结果损兵折将，一败涂地。经过两次武装起义的失败，兴中会和它底会党朋友们也就泄气了。──最后兴中会竟消沉到只剩孙逸仙一个独人班了。
可是就在兴中会这个革命汽球逐渐泄气之时，孙中山本人的声望、理论、经验和时机却扶摇直上，终使他成为近代中国史上，首屈一指的革命领袖。
原来杨、孙二人自一(9-1)(8+1)五年十月在广州(第一次)起义失败之后，清廷发出通缉，香港英国当局也迫令二人离港，五年之内不许入境。杨衢云乃潜往新加坡，转赴南非避难。孙中山则于十一月初旬避往日本。当他于十一月十二日在神户登陆时，阅报才发现自己已成为支那的‘革命党’。经日本报纸这一宣传，不特‘孙文’已跻身为国际人物，中国近代史上也多出了‘革命党’这一词汇。
中山在日本略事勾留，便剪掉辫子、改穿西服。于翌年一月东渡檀香山。这时中山除母兄之外，他的妻子卢氏，长子孙科(五岁)、长女金琰(一岁)，均已避难在檀。所以这位年方三十的孙逸仙，实在是个不折不扣的‘华侨青年’。他虽然是个职业医生，却不事家人生产。老婆孩子还要靠一度与他反目的长兄孙眉来养活。他兄弟二人此时如何相处？我们就不能轻信官书上的描述了。
可是孙中山是个最有毅力、最倔强的人。他在檀香山住了几个月之后，便抛妻撇子，跑到美国去了。这时美国的排华运动已到了疯狂的程度。中山之所以能安抵大陆，所用的证件，显然就是他底‘夏威夷出生纸’。中山游美的目的，自然是想筹款和组织兴中会。但是在这方面他却完全失望。因为此时革命风气未开，而侨社中的主宰团体的‘致公堂’又十分‘顽锢’(这是中山自己的话)。至于中山在美何以为生？我想他那时也和我们后来的留学生一样：‘手舞银盘去复回，老子今朝作企枱’。他在餐馆或衣馆‘打工’。──我们已查到中山当年在美国打工的人证。
一(9-1)(8+1)六年夏秋之间，孙公在美国待了几个月。九月下旬他就从纽约搭船到英国去了。他去英国的目的，显然是绕道欧洲回远东去。因为他的根据地毕竟还是在香港、日本一带。那儿有他大批的伙伴和同志。他有推翻满清底坚定的决心。在那儿他可再次组织暴动和起义。可是他绝未想到在伦敦却突然被清廷驻英使馆所绑架。这一出历时两周(十月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发生在伦敦的‘西安事变’却帮了中山一个大忙──孙文在国际上原无籍籍之名，可是这次闻名世界的‘绑架案’，却使他从一个大清帝国的逋逃犯，一跃而为世界一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自此以后，中国革命阵营中再没有第二个领袖，享有与中山相埒的声誉和地位。
‘三MinZhu义’的根源
再者，他环绕地球的不断旅行、观察和阅读书报，也使他对发生在中国的问题，有更深入、更广阔的理解。他掌握了加富尔(Count Di Cavour, 1810-1861)、加里波的(Giuseppe Garibaldi, 1807-1882)和俾斯麦(Ottovon Bismarck, 1815-1(9-1)(8+1)8)的现代‘民族主义’(有别于我国传统的华夷之辨)；寄居英伦，他也更深的体验了英语民族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的‘代议政府’的运作；更明白了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分裂的毛病，而向往于当时正在美国风起云涌的‘国MinYun动’(Populist Movement)，尤其是这一运动的理论导师亨利.乔治(Henry George 1839-1(9-1)(8+1)7)底‘单税法’(Single Tax System)的精髓。特别是对土地的‘无劳增值’(unearned increment)和‘涨价归公’诸要点。好学深思的孙中山先生，在融会贯通之后，把它们有条理的编纂起来，这就是他后来指导‘国民革命’底政治理论的‘三MinZhu义’了。虽然这三个‘主义’，都是当时在西欧北美，甚嚣尘上的政治经济理论，没一个是他具有原始性的发明，但是孙公能实际深入西方社会，耳濡目染，采自源泉，然后活学而活用之；较之与他同时或后辈之热衷‘西学’，奢谈‘主义’，而一知半解的夫子们、领袖们，那就高明得不可以道里计了。在那些多半是‘不知不觉’的青年信徒的眼光中，则‘总理’、‘国父’，就更是‘先知先觉’的天生圣哲了。
石不转而江自流的中国知识阶层
孙中山在‘伦敦蒙难’之后，应出版界之请，写了一本名利双收的小书，畅销一时，足使他在伦敦住了九个月，不虞匮乏。他于一(9-1)(8+1)七年七月初离英赴加拿大。再穿过加拿大至温哥华，搭船于八月中旬抵日本横滨，投宿于老友陈少白寓所。中山于一(9-1)(8+1)五年冬路过日本时，只是个薄有微名的中国逋逃犯。两年后‘蒙难’归来，他已成为国际知名之士。他底日渐上涨的‘知名度’，因此吸引了日本人的注意。首先慕名来访，嗣后成为中山终身密友的便是宫崎寅藏和平山周二人了。他二人都是当时日本政党政治中的活跃人物。通过宫崎和平山，中山又结识一些头面人物，如犬养毅、大隈重信、头山满、尾崎行雄、副岛种臣、久原房之助、山田良政、萱野长知等数十人。日友平山周在无意中为他又取个日本名字曰‘中山’。孙公自己在‘中山’二字之下加个‘樵’字。其后便偶用‘中山樵’作为他的日文‘化名’。后来在同盟会时代，黄兴、胡汉民等对外界通信，都尊称孙总理为‘中山先生’，结果弄假成真，全国上下都叫起‘孙中山’来，真的名字反而不用了。其实孙公从发命令到签遗嘱，一直都只用‘孙文’二字；他在公文上函札上，向未用过‘中山’的浑号，而国民政府的官书，和国民党的传记作者，却偏喜叫他‘孙中山’，实在是很滑稽的事。
中山此次访日，来结交他的日本人盖有两大类。其一是英雄崇拜、慕名而来，如宫崎寅藏、山田民政等人。另一类则是别有居心的政客和帮会头头了，如犬养毅、大隈重信、头山满等人。在他们的想像之中，孙文是满清政府的死敌，而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这‘朋友’在对清政策中，可能是个有用之材也。
中山的知名度在日本也吸引了一些好奇的中国留学生，像钮永建和马君武等人。两年之后，康梁所领导的‘戊戌政变’(一(9-1)(8+1)八)失败了。梁启超跑到日本，由于同乡的关系(大家都说广东话)，孙、梁一时颇为接近。而梁氏的真正意图，是国内既然搞不下去了，他们这批‘保皇’分子，要到海外来打入华侨社团，抢夺孙文的地盘。私人的友谊，实在是无从说起的。
至于在中国真正翘尾巴的知识分子、士大夫，对孙文这个帮会头目，这时还是敬鬼神而远之，瞧不起他的。吴敬恒(稚晖)就是个最好的例子，而章炳麟(太炎)却是个例外。
在‘八国联军’(一九○○)之后的一两年间，孙中山和比他长一岁的吴敬恒(一八六五─一九五三)俱住东瀛。吴那时是中国留日学生中声名赫赫的名‘举人’。中山慕吴之名倒颇有意高攀一下，而吴稚晖此时却是个尾巴翘得比天还高的，‘一举成名’的士大夫、臭老九。他才瞧不起这‘绿眉毛、红眼睛’的黑社会头头呢！竟然不要见他。吴举人尚且如此倨傲，中山那时如想谒见比他小两岁的蔡元培进士(一八六八─一九四○)，恐怕也不能如愿，可是这时已文名满全国的章炳麟(一八六九─一九三六)倒颇看中孙文，二人时有往还，斯为中山结交中国士大夫之始，不幸二人后来竟反目成仇。
可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进度是快速的，为时不过三数年，河东就变成河西了。盖庚子拳变之后，尤其是‘日俄战争’(一九○四─一九○五)前后，清政府和中国士大夫阶层，也追随上述‘华侨青年’之后，体会到传统老套搞不下去了，非兴‘西学’，搞革命或维新，无以自强。西学西语一时顿成显学，老辈不再歧视、小辈则趋之若骛。因此留日留欧的公自费留学生乃成群出国，势如潮涌。‘日俄战争’期间，东京一地的中国留学生，便多到两万人。欧美两洲亦各有百数十人。
这时吴稚晖举人亦以‘苏报’案牵连，做了政治犯，逋逃伦敦。比中山晚出十余年，他也‘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语见中山先生于一(9-1)(8+1)六年‘伦敦蒙难’后之自述)。再看所居之地，物品之盛，习俗之醇，‘不图三代之治，见于今日’(这是清廷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对英伦的印象)。吴举人傻眼了。以他那四十之年，无锡之腔，霜晨月夕，还在大啃其初级英语abc拼音，稚老真要跳楼了。这样他才开始认识孙文并不是‘绿眉毛、红眼睛’的汪洋大盗；相反的，孙文却是个眉清目秀、温文儒雅，语通英汉、学贯中西的大博士、洋翰林，世界一级的政治家和革命领袖。以一个无锡的土举人和孙公相比，真是丘陵之与泰山也。所以吴稚晖就要把所有‘线装书都丢到茅坑里去’，尽弃所学而学焉。因此他在伦敦第一次见到中山之后，傲气全消；搞了一阵无政府主义之后，终于做个诚恳的孙文主义信徒而五十年不渝也。
四十岁的吴举人尚且如此，二十上下的革命小青年和留学生，就不用说了。‘江流石不转’，孙中山未变也。可是潮流变了。中国现代化运动已进入另一阶段。孙公的历史任务也就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那个‘同盟会’的阶段了。
同盟会这个革命大拼盘
可是就在同盟会成立前两年(一九○三)，中山在日本还只是个灰溜溜的会党头目。他显然自觉在日本久住无聊，乃于是年九月底离日赴檀香山。但是斯时中山潦倒到资斧全无，由侨商黄宗仰慨赠洋银两百元，始能成行。
中山此次一别八年重返檀岛，再转美洲大陆的道理，显然是他在远东两次‘起义’(一(9-1)(8+1)五与一九○○)之后，一筹莫展，想回到美洲，另觅机缘。中山先生这个人的长处是信仰坚定、百折不挠。必要时破釜沉舟，为着远大目标、不择手段。亦在所不惜──这就是不拘小节的英雄本色。写历史的人如把他老人家看成循规蹈矩的圣贤或迂夫子，就大错特错了。他此次回檀岛，发现他早年的小团体早已风流云散。檀香山已成了保皇党的天下。他的家这时还在檀香山，但是家人对他的态度，可能也是‘妻不下织、嫂不为炊’了──这位满口大话，不事家人生产的‘老二’，他们怎能相信他后来竟佩‘六国相印’呢？一不做、二不休，中山乃于一九○四年初加入‘洪帮’(致公堂)当了‘洪棍’。洪们的义气居然帮助他穿过美国移民局的拘留所，而二次进入美国。
中山于一九○四年三月抵美，在美一直住到是年冬季才应中国旅欧学生之约去欧洲。他在美国由西岸到东岸，跑了大半年。其目的无非是组织‘兴中会’，并筹募革命经费。显然的他是一文未筹到。正式加盟愿意和他一道革命的，据最可靠的第一手史料──冯ZiYou著「革命逸史’──所载，也只找到邝华泰一人。两个人，革什么命呢？真是可叹。因此在一九○四年风雪交加的严冬，中山形单影只地驻在纽约市贫民窟中的一间单人房(rooming house)，真是四壁萧然。虽然他个性倔强，永远不认输！
可是就在中山命运的最低潮，‘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时，真的‘柳暗花明又一村’！──他忽然收到中国旅欧学生汇来一笔钜款，据说有八千佛郎(亦译‘法郎’)之多，并约他即时赴欧，共商救国大计。这一下峰回路转，中山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又进入一个新纪元。
‘同盟会’这个革命大拼盘
‘同盟会’是怎么回事呢？它的名字本身就说明得很清楚。他是许多小革命团体(加上许多革命单干户)所联合组织的一个革命大同盟或革命大拼盘。其性质就颇像抗战末期就开始组织，今日在大陆上仍变相继续存在的‘MinZhu同盟’。
‘同盟会’最早的团体盟员计有‘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军国民教育会’、‘科学补习所’等等。按道理，这些小团体一经入盟，小团体本身就不应该继续存在了。但这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干法。咱中国知识份子是喜欢搞小圈圈的，所谓‘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也。原是无党派之人，一经卷入‘党派’，还要再制造小派系，何况原先已有党派了呢？‘国共合作’期间，有所谓‘跨党份子’(毛泽东、周恩来当时都是‘跨党’的)；‘MinZhu同盟’初期老盟员也大多有双重党籍的──例如某人是‘MinZhu同盟’成员，他同时也是‘青年党’或‘民社党’的党员。这样一来许多盟员就要发生‘双重忠诚’(double allegiance)的问题。一旦这双重忠诚发生抵触，盟内党内就要闹分裂了。
事实上，同盟会成立之初，就发生了这样的问题。当时当选‘总理’(也就是党魁)的孙中山先生本人就是个‘跨会份子’。他原是‘兴中会’的党魁。但此时兴中会已不再复存在。原兴中会员加入‘同盟会’者，也只有中山本人及梁慕光、冯ZiYou三人而已，而中山却念念不忘他的兴中会。所以等到‘同盟会’需要有个‘会旗’时，中山就坚持非用兴中会的‘青天白日’会旗不可。党魁示人不广，这一下子就和他的副党魁几乎闹翻了。──这点小芥蒂，在这两位可敬的民族领袖心中，是死掉也要带进棺材里去的。
华兴会当时是‘同盟会’团体盟员中，最具实力的一个。华兴会员再第一次入盟时即有九人之多，再加上‘二十世纪之支那’这个杂志和社址。这刊物旋即易名为‘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黄兴既坐了同盟会的第二把交椅，他倒能舍弃‘第二种忠诚’而和孙中山合作无间，但是华兴会在精神上却并未消失。那些后来不愿或无意与同盟会发生直接关系的小团体，像共进会、日知会、和文学社等等，实际上都与华兴会有最密切的关系。
至于光复会。它在一开头便是‘同盟会’中，意兴不大的盟员。会员中最初加盟的，也只有一个人。同盟会早期的重要位置，他们也未分到一席。一直到章太炎因‘苏报案’在上海坐牢期满，于一九○六年夏季，东渡日本，接编‘民报’之后，光复会的会员在同盟会内才稍形活跃。‘民报’以太炎接编而声价十倍，畅销一时。与保皇派的‘新民丛报’之笔战，尤其脍炙人口，誉满神州。
孰知好景不常，民报发刊未及两年，日政府在清廷压力之下，赠中山钜款一万五千元，礼逐中山出境。孙公未与众议，乃收下钜款(留两千给民报)便于一九○七年三月四日率尔离去。这一下子不得了了，几乎触怒了留在东京的全部盟员。他们在章太炎、张继等的带头之下，发动了一次声势浩大的驱孙怒潮──同盟会分裂了。光复会也恢复了它自己的组织，和同盟会分头革命了。是年夏季，徐锡麟、秋瑾等起义失败就义，后来国民党党史上都认他们是同盟会的死难先烈，其实他二人都不是同盟会会员。后来那位被蒋志清(介石原名)亲手刺杀的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原来倒是同盟会原，并做过民报总编辑。陶氏之死，算是叛徒或烈士，连治党史也难下笔了。
同盟会这次虽然分裂，但是并没有把这一大拼盘闹垮。第一是因为这时革命的浪潮已如日中天，而且是全国性的。在千万革命志士、无数革命集团各自为战、群龙无首的状态之下，‘同盟会’和‘孙逸仙’却正好具备这个‘首’的资格。引一句洪秀全告诉李秀成的话：‘朕的江山，你不保、有人保。’
第二是，同盟会的团体盟员此时已不发生决定性作用，因为绝大多数(数以千计)的新盟员，原都是一些革命的单干户。他们在入盟之前并没有个小组织。因此也没有‘第二种忠诚度’──他们就一心一意，生死以之，为同盟会的理想奋斗到底。这种单干户最标准的代表，便是汪精卫(一八八三-一九四四)和胡汉民(一八七九-一九三六)了。汪是广州秀才中的‘案首’(即第一名。也是‘三元及第’中的第一‘元’)；胡则是‘举人’丛中每发必中的名‘枪手’或‘捉刀人’，在科举中为人代考。一九○二年胡为某兄弟捉刀皆中举，曾获报酬银洋六千饼(见汪胡二人自传)。那时的六千元银洋，是一宗吓坏人的财产。
所以汪胡二人都是清末第一流的才士。他二人入盟之后，立刻就变成‘民报’的台柱。再与章太炎等相配合，真是云从龙、风从虎，几管毛笔，横扫天下。而他们底对方的康、梁也是海内第一流，因此在清末他们的文坛对阵，其光辉灿烂，真照耀古今。那时还是个中学生的胡适，也为之目迷五色，赞叹不已。所以同盟会自然也就成为中国革命独一无二的发言人了。
但是汪、胡在加盟之前都没有参加过小组织，因为广东佬那时，不论是革命或保皇，都站在最前排。搞革命要做‘会党’，汪、胡不为也；搞保皇要抬举‘载湉小丑’(章太炎办‘苏报’所用的詈词，章也为此坐牢)，汪、胡亦不为也。所以他二人就变成排满革命的单干户。一旦入盟，也就只有第一种忠诚。追随中山，作其肱股，而终身不渝了。中山也幸亏有了这两位哼哈二将。
但是那时保持同盟会不致分裂的最大功臣，应该还是黄兴。兴是‘同盟会’中的实力派；也是孙公之下的‘林彪’(法定接班人)。他已是众望所归，用不着搞什么‘五七一’就可接班，但是黄兴这个人虽也是个跨会份子，却有点儒家气质──也可说是‘固有文化’的涵养吧──他识大体、有气度；他拒绝了赵匡胤得那见黄袍。并且苦口婆心、认劳认怨的维持了‘同盟会’的团结，这才有后来的中华民国。
不幸后来有一些史家，按传统治史的方法，把缔造民国的功勋，全部派给了国父孙中山先生，而对黄克强的贡献，显然是只给了些低调的认可。这可把它的小女婿薛君度教授气坏了。君度不知吹断了多少根胡子。他为他这位民国底Cofounder老泰山明冤白谤，真忙了大半辈子。最近我的朋友汪荣祖教授著书研究章太炎(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日台湾初版)，也颇为克强不平。其实历史书为英雄作不公平的定位，是自古而然。杨衢云烈士还不是因为少了个女婿，而至今无人替他平反，再者，中国现代化是分阶段前进的，而没有‘联俄容共’的后一段，他在历史上也不可能有今天这样光鲜的。黄公不幸，没等到历史进入另一个阶段，他就短命死了，夫复何言？(下期续完)
‘老孙’‘小黄’合作的开始
中山先生于一九○五年(乙巳)七月十九日抵日本横滨，当即由日本宫崎寅藏介绍认识了黄兴(一八七四──一九一六)。‘老孙’(一八六六──一九二五)与‘小黄’这两位华裔革命家的约会，为什么要通过一个日本人来安排呢？朋友，你如久居海外你就知道，有些外国人对中国事务的热心，往往有甚于中国人自己。那时如此，现在还是如此。今日在海峡两岸、法国、美国跑来跑去的不知有多少白皮肤的‘宫崎寅藏’呢？抗战前后的斯诺、史沫特莱、阿姆斯特朗、白求恩等等，还不是另一种‘宫崎寅藏’？
孙、黄二人晤面之后，真是一见如故。黄兴这时是中国革命运动的实力派、中坚人物。他有个生气勃勃的‘华兴会’。会中围绕着他这个三十岁的青年领袖，是一群干劲冲天的小‘湖南骡子’。他们勾结了长江中上游最有势力的会党‘哥老会’，在中国十八行省的中心的两湖地区已搞过数次造反行动，死了不少英雄豪杰。如今这群小头头逃到日本，各个都在摩拳擦掌，要得机渗透回国，重新来过。他们留在两湖地区的还有千千万万的小革命，分散在‘新军’之内；附托在教堂边缘(清吏最怕教堂)；寄身于新政、学堂、巡警等不同的机构里。他们各个都‘新’得要死；和‘旧’的、‘老’的，尤其是老太后、老官僚、老风俗、老习惯过不去。他们有他们的小组织，但是那些逃亡于日本的黄克强(兴)、赵伯先(声)、宋渔父(教仁)等等却是他们的小鬼大王、精神领袖。他们勒缰以待，静候驱策。──另外‘华兴会’还在日本办了个机关报‘二十世纪之支那’，风行一时。
在华兴会带头之下，‘光复会’中的人马也围拢了过来。这光、华两会，在宗旨上，并没有太大区别。只是光复汇出自文人荟萃之区，多了一些进士、举人和国故大师如蔡元培、章炳邻这样的人。他们也有一批组织家和死士像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等等。在基层为他们披坚执锐的，也有个骇人听闻的‘青帮’。
总之这两个团体的靠拢，已把长江流域的菁英，笼络过半矣。其实那时留东学生两万人，人数较多的省份大致都有学生会的组织。这些地方性组织虽非革命团体，然类多倾向革命。一经号召，都是革命的后备军。所以孙、黄接触之后，他们就想组织起一个全国性的大同盟了。
但是这些革命团体，却都有其先天性的缺点。就谈打倒ZhuanZhi，建立民国吧，他们之中几乎没一个人知道，一个没有皇帝的国家，是个什么样子。换言之，他们都是一批未见过世面的土包子。不会讲大话、谈学理；只能动手、不能动口。他们也没有海外关系。同文同种的中国和日本之地，也不知欧美华侨社会是什么个样子；对欧美国家去协商、去折冲樽俎，是如何个协商法、折冲法？这一点他们就得听孙中山的了。
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原是个见多识广，能说能吹(学术名字叫做‘宣传’罢)的，有名的‘大炮’。他说‘兴中会’单在南洋即有会员十万余人。美洲更有的是金山、银山。千万华侨是如何的富庶多财、慷慨好义，为革命之母。三合会、致公堂是如何的凶狠，清吏无不闻声落胆。他与欧美两界朝野两界的过往，又是如何的得心应手……。总之，这些小革命团体之所无，正是这位孙逸仙大革命家之所有。──大家携手合作，截长补短，何愁清社之不屋乎？
现说现卖，一九○五年八月十三日，星期一，日本中国学留界，在麴町区富士见楼，开群众大会欢迎孙逸仙先生。先生着笔挺的白哔叽西装、戴通草帽，按时出现于讲演台上。中山是第一次以现代政治家姿态，像广大而热情的政治群众发表了政治讲演。他使尽他天赋的讲演天才──连毛泽东也不得不承认的演说天才(见‘毛泽东思想万岁’中毛对孙的评语)──使尽了浑身解数。中山一炮而红。他风靡了当时在场的一千数百位听众；透过这些听众，他也风靡了当时在日本两万名中国学生。透过中国留学生，他也风靡了数已千万计的底黄海彼岸的祖国同胞。──孙文在中国革命中的不移地位，也就从此确立了。
一个星期后，一九○五年八月二十日，星期一，在中国近代史上起划时代作用的‘中国(革命)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一家市民住宅里，便呱呱坠地了。(为免日本政府干涉，会名中删除了‘革命’二字。)
大清帝国‘墙倒众人推’
旅欧中国学生，何必忽然心血来潮，汇款邀请中山呢？原来就在中山这段不得意的时期，革命意识和时机却在中国大陆迅速上涨。在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于一(9-1)(8+1)五年四月签订之后，全国上下还寄望于康有为、梁启超所发动的‘强学会’和‘变法维新’。熟知一(9-1)(8+1)八年‘戊戌变法’彻底的失败了。失败之余，大清帝国也就在这一年(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一(9-1)(8+1)八年)几乎遭了瓜分之祸。笔者曾另有专篇记其大略。别的不谈了，就说香港罢，九龙就是在这一年被英国强迫的‘租借’了九十九年。──?时至一九九七，租约期满，女皇陛下就要按期归还了。也就是这一年，德国强占了胶州湾；他的老搭档帝俄也‘租借’了旅顺、大连。为阻止此二强垄断中国东海岸，英国又加租了威海卫。法国不甘后人，一下也就霸占了广州湾。大小帝国主义这时在中国都大搞其‘势力范围’；要不是列强的野心为‘均势’(balance of power)所阻，他们早就把‘东亚病夫’这个大清帝国瓜分了──?那个不幸的‘欧洲病夫’鄂图曼大帝国就是被他们这样啃掉的。时至今日那个不自量力的伊拉克海珊小DuCai，还想‘收复失地’──?并吞同文同种的科威特，哪里由得他呢？
在一(9-1)(8+1)八年大清帝国已危如累卵，瓜分之祸，迫在眉睫；可是我们那个昏聩糊涂的慈熙老太后，竟然异想天开地搞出一套‘刀枪不入’的‘义和拳’，来‘扶清灭洋’；那就荒唐透顶了。作者落笔至此，何敢冒犯那些品质高贵、大义凛然底贫下中农所组织的‘义和拳’？我所可惜的只是他们气功未练好，惹起了‘八国联军’，又抵挡不了洋人的刀枪直入。在‘辛丑合约’中累得我们四万万无辜老百姓，每人各赔纹银一两罢了。──?那时我祖父家中，男女老幼也有十多口；所以我家大致也赔了十多两银子。因此在下写这段历史，也大有可抱怨的权利。
拳变刚了，又爆发了两大强邻的‘日俄战争’(一九○四-一九○五)。这两个混蛋的帝国主义竟然为抢夺我中国的土地财宝，在我国境之内，开起火来。而更混帐而颟顸的，却是我们的满清政府。它无力阻止两个强邻在我国土上作战，竟然公开把辽河以东的土地，划为‘战区’，而自己在辽河西岸，宣布‘中立’。
朋友，这时的中国哪里还配称为‘国家’呢？我们连殖民地都不如。一般的‘殖民地’都还有个殖民国家来保护它。我们这个‘次殖民地’(中山警语)就只好作俎上之肉，任人宰割了。但是有时有若干知识份子对大清政府发点牢骚和警告，而那批满族统治者，竟能把脸一抹说‘宁赠友邦，不畀家奴’。这种话哪是人类嘴里说出的呢？
贤明的读者，你我如果也是那时的中国人，你我作何感想呢？
所以中国内忧外患，发展到日俄战争前后，变成所有有良知良能和最起码知识水平底中国人的切肤之痛、燃眉之急。认识它底严重性，已不限于‘得风气之先’的身居海外的青年华侨了。因此就在这一两年之内，国内救亡团体之组织乃风起云涌。少数爱国者甚至不惜采取牺牲个人的行动，以暗杀满清当道。一九○五年九月二十四日吴樾烈士(一八七八-一九○五)在北京车站谋炸‘出洋五大臣’未遂而惨烈殉难，便是个突出的例子。这种恐怖主义虽无补于大局，但是它既表现出民愤之深；也炸得清吏胆寒。辛亥革命时，我们安徽第一大码头芜湖，就是被两颗‘碱鸭蛋’光复的。老乡吴樾导夫先路之功也。
这时长江流域的革命小团体之建立亦如雨后春笋。一般性的民变和小规模的组织不谈，那两个最有影响的‘华兴会’和‘光复会’，也就在这两年成立的。‘华兴会’是黄兴和刘揆一、宋教仁、吴禄贞、张继等于光绪二十九年除夕(一九○四年二月十五日；一说一九○三年十一月四日)在长沙成立的，以湖南青年为主体。‘光复会’则是一九○四年秋成立于上海。蔡元培当选会长。成原有徐锡麟、秋瑾、章炳麟、陶成章等人。以苏浙皖三省青年为主体。与两会同时，一批湖北青年也在武昌的湖北陆军之内，组织了一个‘科学补习所’(一九○四年五月成立)。社员中有曹亚伯、张难先等，后来也都是革命阵营中的骨干。一眼看来这些革命小团体，似乎是各地区青年组织的。其实不然，他们彼此之间乃至他们与‘留日’、‘留欧’、‘留美’等学生团体的‘海外关系’不但声气相通，会员之间更有千丝万缕，剪不断、理还乱的错综复杂的往还。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的宗旨、目标和方法，实在是完全一致的。至于武昌起义的‘日知会’、‘文学社’等等，其实都是上述这些小组织的骈枝机构。只是搞小圈圈，原是中国知识份子的通性。君不见纽约市爱好‘国剧’的‘票友’们，他们唱的都是完全相同的‘武家坡’‘春秋配’一类的细目，但是他们却组织了五六家的‘票房’，结果没一家可以单独上台唱戏的。要‘宣扬国粹’，还得彼此‘挖角’或‘借角’。人们或问，诸公诸婆为何不联合起来呢？朋友，要能联合起来，岂不变成的德国人和日本人了？那还是什么中国人呢？
长话短说，时至二十世纪出年，大清帝国害了癌症，气数已尽，非垮不可了！‘墙倒众人推’！众人推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方法也完全相同。只是你推你的、我推我的罢了──这便是满清末年，中国革命运动的形式和性质。
驱逐满人、建立民国、以美国为模范
再问一句：这些革命团体和革命单干户的共同方向，共同方法，又在哪里呢？要言之，则以一九○三年出版的畅销书，邹容烈士所写的‘革命军’，最有代表性，我们这位死年才二十二岁的‘邹大将军’主张：‘推倒满洲人所立北京之野蛮政府’；‘驱逐居住中国之满洲人’；‘诛杀满洲人所立之皇帝’；‘建立中华共和国’；──这个‘共和国’还要‘以美国为模范’。如此而已。──?这几条简单的口号，实在是辛亥之前，大清帝国之内，从朝到野、从男到女、从老到少、从农村到都市、从国内青年到留日、留欧、留美的学生，乃至绝大多数的华侨，一致的呼声。他们的方法则是组织革命团体，活动新军，联合会党……‘他们的精神，干干干；他们的武器，手枪炸弹……’。
可是把这个全国统一的意志(national consensus)，简单的概念化(conceptualize)一下，还不是孙文那两句老口号，孙文和杨衢云在十年前不早就叫过了？那时无人理睬，现在却变成了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这一下不得了，孙文就变成全国共同意志的发言人，将来中国的形象；和意蒂牢结中的‘先知’(prophet)了。大家想到了他，敏感的青年留学生就要扳请他出来现身说法，甚至实际领导了。这样一来，救使得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从美洲的灰溜溜，变成了欧洲的香饽饽了。
佛郎、马克雪片飞来
首先汇了八千佛郎把中山请到欧洲去的，是一群湖北籍的留欧学生朱和中、贺之才、胡秉珂、魏辰组等人。朱、贺等湖北青年原来也是武昌城内满口新政、革命、排满的小捣乱，声势颇大。湖北早期地方当局的张之洞等原亦是新派官僚，对这些小把戏一面羁么、一面‘充军’，乃拨资把他们送到海外留学，以免他们在国内鼓舞青年造反。其中最激烈者则送往遥远的欧洲，较和平者，则送往东邻日本。所以他们都变成留欧、留日的‘官费生’。
那时的‘官费’和后来的‘庚款’一样，是十分充裕的。因此每一个‘官费生’都是个小富翁。加以他们又是富裕家庭出生的小少爷，轻财仗义。既到‘花都’等大城市，才发现自己原是些土包子，而孙文却是满口流利英语的留学生老前辈。敬佩之心，不觉油然而生。乃通过与中山有旧的鄂籍旅美学生刘成禺，邀请中山先生赴欧一晤。
这时待在纽约的孙中山，原是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我相信他那时在纽约以‘打工’为生。五十年后的不才，也是纽约市内的一名穷光蛋，也以打工为生。深知这批打工仔当中不乏藏龙卧虎之辈也，而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便是我们打工仔前辈中最大一条‘龙虎’。只是在一九○四年冬季，忽然八千佛郎，凌空而降。他不管中了‘乐透’头奖。因此一下把‘银盘’扔掉，一溜烟跑到欧洲去了。──在欧洲，中山先生是个有崇高声望的。因为他是当年震骇世界的伦敦‘西安事变’的主角。
在欧洲大陆，尤其是在布鲁塞尔和柏林，中山与那百十个汉族留学生真是一拍即合。他是个名震国际、革命经验丰富、英语流利，又博击群书，满肚皮哲学，而又有正式M.D.学位的老留学生，那批斗志昂扬，却两头不通气的小竹节们，哪能和他比？很快的中山就搬出他那‘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老套，把他们组织起来了。──这个新组织是没有名字的。中山先生怕引起留学生的反感，没有把他那个早已死掉的‘兴中会’搬出来复活(事实上年前他尚在檀香山时，已不愿再用这个老名字，而改用‘中华革命军’了)。
这时中山觉得自己已经是个世界级的革命领袖，与英法政府都有往还，实在不能再住rooming house了，他要搬入一级观光大旅馆。这意见一经提出，信徒们从无异言。据朱和中回忆，大家‘争相捐助’，佛郎、马克如‘雪片飞来’。中山既得巨资，在巴黎、伦敦大活动一阵，尚余‘万余佛郎’，乃乘高级邮轮，直奔远东去者。(作者注：那时留法公费生每月学杂费为四百佛郎。)
中山在巴黎时虽然还有些不愉快的小事，如汤芗铭等四个‘反骨仔’，偷他的文件向清吏告密。殊不知清廷驻法公使孙宝琪已早存戒心，不敢妄动；还是把法国公文直接退还给孙博士，并恭送中山离境了事。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