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生活在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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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晏礼中 北京报道 2004-3-25 10:03:21 阅读 1238 次
2月19日，又一则房地产官司进入了我们的视野。位于北京北郊的住宅项目“枫丹丽舍”将邻居“森林大第”告上法庭，理由是后者“抄袭自己的设计图纸与建筑外观”。而“森林大第”的开发商天龙苑房地产公司则指出，大家都是学习法式建筑，作为一种属于全世界的文化遗产，这种风格早在17世纪的欧洲就已公开发表了。
“我们把整个欧洲、整个美国都搬到了北京周围。500米以外就是欧洲，300米以外就是美国。中国在经济成长中间新的富有阶层的一些人希望像欧洲一样的生活，像美国一样的生活，今天突然就在我们身边了。”正如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日前在声称“不敢批判”的同时所表现出的担忧一样，统计出北京有多少建筑项目正在“继承全世界的文化遗产”并不容易。从“枫丹丽舍”到“欧陆经典”、从“加州阳光”到“温哥华森林”、从“纳帕溪谷”到“橘郡”，从“柏林爱乐”到“威尼斯花园”……人们并不确定经过何种方式和多大程度上的“风格移植”，才能名正言顺地成为“某式建筑”。而这些本土仿制的“舶来品”又让关心城市面貌的学者们大伤脑筋。“房地产商确实是做了一个创造性和毁灭性的工作。”张颐武说。
“在一定时期的拿来主义本身也是一种进步，这与想在建筑史上留名所进行的原创是两个不同的层次。”北京伟业房地产经纪公司创意部的石东惠说。1999年，这个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的研究生曾为“枫丹丽舍”做了包括起名在内的一系列项目策划。在她看来，尽管目前的拷贝水平还处在“邯郸学步”阶段，但当国内的建筑师找不到更多更好的设计元素时，直接移植国外现有的东西“显然更容易”。“我们没请法国设计师，法式老虎窗长什么样，学过建筑的人都知道，无论是拷贝还是原创，有明确风格的项目在包装和推广上都比较容易，你可以去找一些文化上的东西来附着它”，对于这个拷贝于法国建筑式样和色彩的项目，石东惠最先给它的命名是“枫丹白露”，但根据1986年颁布的地名管理条例，北京地名办公室并没有允许他们使用这个法国历代帝王行宫的名字，于是改成了“枫丹丽舍”。
很明显，森林大第的“跟风”源于法式建筑的备受青睐。然而，一种风格或一个名字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人们在心理上的“移情”需要呢？
“园林真的很像法国”、“我们感觉住这样的房子很浪漫”，当石东惠在购房现场做购房原因的调查时，听到了很多业主诸如此类的答案。“法式建筑的卖点对很多人还是很管用的”，她并不否认见到业主们进入了自己策划的“圈套”时有“某种窃喜”的感觉。“有市场需求，就会一直拷贝下去。即使你不懂欧洲的文化，开发商也可以组织人马给你描绘。”
“简单地说，这是中国人崇洋的表现，但崇洋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它该是中性词，大家觉得洋人好才崇。不过现在只是崇了皮毛而没有崇到本质。”在清华大学第一综合建筑设计研究所的所长办公室里，设计了新教育部大楼的吴耀东博士分析道。无论是建筑风格的拷贝，还是仅仅限于概念的移植，在他眼里，都是些“极其正常，不值得大惊小怪的现象”。他介绍说，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也曾走了100年的西方化道路，建筑大师ＲＩＧＨＴ甚至用“白鬼夜行”来形容那个时期的日本在建筑拷贝程度上的“一丝不变”。“但这并不影响日本建筑目前所表现出的成熟程度，经过不断地批判、不断地吸取，日本也形成了自己的建筑文化。”他补充道。
“我们现在是在宣泄”，吴耀东认为，这种宣泄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跟开闸放水一样，是长期压抑之后的结果。”对此，他做了一个动态的比喻，“现在是处于初级的吞噬阶段，还没有进入咀嚼，然后再经过消化吸收，不好的东西排掉，好的东西反刍。”他相信，随着中国地产一年比一年好，一年比一年成熟，会慢慢达到一种平衡，“过不了多久就能跟国外进行平等地交流了”。
国外的好房子挪到中国是否仍是好房子仍是建筑师们关心的问题。“建筑绝对是一个综合的行当，这里面还有风向、日照、材料、人文等各种因素。”北京墨诚建筑师事务所的建筑师张璐说，“每个项目都不一样，所以不能一概而论”。在他看来，拷贝国外建筑是个宽泛得不值得讨论的概念，世界大同是一种趋向。除了四合院以外，北京并没有什么特色民居，当然也有人在摸索什么样的建筑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张璐觉得，“北京无论建成什么样子都会有争议”。
按照北京2008年将不允许出现工地的相关规定，没有人会怀疑至少在2006年之前，北京的造房运动还会如火如荼地进行下去。尽管这十年来房地产的发展速度已让人匪夷所思，建筑行业也已清晰地走向国际化，但我们似乎仍无法指望在这一两年内，各种“项目”能迅速度过“建筑拷贝期”。从某种程度上说，为了让人们相信自己的“项目”散发的依旧是“浓郁而新鲜”的西方建筑的“原汁原味”，打出“某某”国际建筑师事务所“担纲设计”的旗号，仍是不少开发商乐意遵循的“市场规律”。
对于这种“市场规律”，北京万柳新兴房地产公司的总经理林涧给出的观点是：中国缺的不是国外的观念，而是国外的工头。
“洋人不是强在脑子而是强在手，也就是实施和执行的能力。而中国工人除非你时刻盯着，否则他们跟本就不会干活”，这个在2003年，把那些从农村的建筑工人评价为“已经完全丧失的判断能力”。在左岸公社对面的一间茶馆里，他总结出如下公式：
发展商的商业头脑＋洋人的草图＋设计院专画施工图的年轻人＋劣质的材料和设备＋农民的施工＝一塌糊涂的城市
“一定要把别人现成的风格标准拿过来才放心，一定是别人说好，我才说好。已经没有了自己价值判断的标准，忘了自己感觉好才是真正的好，”林涧说，这种阶段还将在中国长期地持续下去。恢复这个民族丧失的自信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大干快上”这几年，张璐在工作中和国外建筑师事务所的合作正日益增加，他发现“洋人也不都是大师，也许只是中师、小师、一般人。外国的建筑师也是良莠不齐。据他介绍，和这些国外的建筑师合作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存在着文化观念上的冲突，“都是在技术层面上对一栋楼该长什么样进行研究，基本上不会涉及到这座城市该是什么样或是建筑反映出怎样的城市文化，跟人生观、世界观就更没关系了”。
据了解，到目前为止，全部由国外建筑师设计的楼盘在国内一个都没有。“比如‘北京印象’，说是奥托设计的，‘旺座’说是卡洛斯设计的，开玩笑！他们只是画了张草图，立意实施出来，相差十万八千里，但非要打他们的牌子。”吴耀东把这归结于开发商喜欢炒作的特性。对于吴耀东的观点，凭借“左岸公社”在2003年大出风头的林涧认为，优秀的东西是没有民族国籍之分的，管它是谁的原创，只要优秀，都可以接纳。在他眼里，“炒作”是一个没有褒贬的中性词，“要把一个东西做熟就要炒，盖房就按照盖房的规律去盖，市场推广就按照市场推广的规律去做”。
对于纷繁复杂的各式“原味”楼盘，吴耀东的建议是“只看现房，不看概念”， “大家为什么要看表面宣传，而不看楼盘本身？”他认为，文化是实实在在扎根的，产品背后有思想，思想本身就是文化。对宣传概念的真诚度，要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心去感知，而不是相信别人说的话。“现在有概念和实体剥离的倾向。但这两者该是像手心和手背没有界线、融为一体的。我们为了传播信息的方便，可以给一些概念，但最好把概念落实成方案，再把方案落实成真正的建筑，这才是好东西。”
文化的不自觉和不自信似乎让这个城市出现了某种幻觉，而楼市还将不断为我们上演这一幻觉。市场需要虽可以算做是这幻觉存在的一个理由，但毫无创意的复制品显然会在若干年后被历史无情地淘汰。
“北京现在的建筑形式是目前发生最大变化的东西，通过这些建筑可以看到这个城市的文化走向。”地产商的项目已经对这个城市的空间产生了恒久性的影响。开发商给人们带来了更多居住心理的选择性，但在选择性增加的同时，“地理文化的改变”也让文化学者们偶尔的焦虑。张家村、李家庄、王家坟这样的地名没有了，优雅或现代的西式名字不断进入我们的视野。“其实，这个选择性内部还是很单调的。把欧洲、美国、日本的文字统统搬过来，仿佛地产业改变了中国的地理。最后发现我们住在假欧洲、住在假美国。”张颐武对记者发出这样的感慨。
无论被人赞誉为“百花齐放，兼容并包”，还是被人批判为“殖民文化，万国之城”，我们都只能接受并且记住。毕竟它们记录了这座城市发展的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