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代人的中国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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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知远／文
   
“未来竞赛的核心就在这个国家”。创造了福尔摩斯的英国小说家柯南道尔在1898年访问美国时的判断，非常适用于2004年的中国。自从1971年以来，瑞士小城达沃斯在每年的1月底至2月初都会吸引来自全球政界、商界与学术界的领袖人物，他们就我们日益全球化的世界面临的最重要问题进行公开讨论。尽管2004年的主题被设定为“通向繁荣之路”，但参会者却发现，所有的话题最终都转向了中国。
    《华尔街日报》2004年3月这样感慨：“她就像狄更斯时代的英国……与1960年的日本。”日本商业思想家大前研一相信，只有在这些类比的帮助下，你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在今天的变化。从1898年的柯南道尔到2003年的大前研一，我更愿意相信中国崛起所激起的情绪更类似于19世纪末的美国。1890年的美国面临着什么？城市化、工业化是这个国家的主旋律，对物质的崇拜、欲望与焦灼困扰着这个国家。也是在这个10年，美国的政治家与民众逐渐发现了对于国家身份认同更为强烈的需求。从1776年以来，美国与其说是一个国家，不如说是一种信仰，几代美国人一直刻意地回避与世界的接触。当他们的物质财富已形成巨大的积累后，却没有在世界获得相应的权力。当所有的游客感慨于美国生活的丰沛时，当它的制造业早已超过英国时，它却只拥有弱小得可怜的政府与军队，在外交事务中基本没有发言权。
    西奥多·罗斯福咄咄逼人的扩张政策令人厌恶，但这个推崇“胡萝卜与大棒”政策的总统，却给予美国人所需要的国家认同感。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在当时意识到，他们代表的是一个新世界，它将可能取代旧世界。而在20世纪初的欧洲议会辩论中，充斥着“美国威胁论”这样的论调。
    1890年－1920年的美国给人深刻的印象。生命贯穿于这30年的两代人，亲历了比前十几代人都要剧烈的变化。一个乡村的、孤立的、淳朴的美国，变成了一个城市的、全球化的、玩世不恭的美国，洛克菲勒的石油、亨利·福特的Ｔ型车、斯蒂芬斯的扒粪新闻、罗斯福的扩张主义，重新塑造了这个国家。生活在这个年代的年轻人，雄心勃勃、又有些不适地进行这一场试验。他们中引入瞩目的一位是沃尔特·李普曼，作为1911届哈佛毕业生最有才华的一位，他没有投身于政治活动，而成为了一名新闻记者，他在1914年与他人共同创办的《新共和》是那个时代最响亮的号角之一。这本杂志表达了一代知识分子最热忱的追求，即如何帮助一个正在进行巨大转型的国家适应她的新角色，既然时间已经来到20世纪，就不能仍死守着19世纪的思考方式与意识形态，而且他们相信，社会是有可能进行根本性变革的。在年仅29岁就为威尔逊总统起草和平十四条的李普曼，将后半生投入了外交事务的专栏写作，依靠惊人的思维与分析能力，使美国人适应一个逐渐成真的现实——她已经变成了全球性的领导力量，她必须拥有勇气与信心，完成她的使命，接受各种挑战，忍受疲惫与挫折。



国将重新上演类似的故事吗？它将从一个边缘国家，重新回到中心，它将把不断积累的物质财富，转化成真实可见的力量。只有在两种情况下，国家的意识才会以鲜明的姿态突显出来。一种是危机，在面临入侵与生存危险的19世纪与20世纪初，国家意识在中国开始出现，因为不安全感，日本人在1980年代之前，始终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另一种情况下则是使命感，某一代人或许恰巧比前几代人更有欲望证明自己，或是他们面对的环境已经发生重大改变，过去的策略不再起作用，他们必须重新设计自己的未来，西奥多·罗斯福时代的美国正是如此。
    某一国家在某一时代的气质与表现，往往是支配当时社会生活的那一代人气质的延伸。一些共同性的历史事件塑造了一代人的观念，类似的经历将使他们拥有类似的意识，这种意识将直接影响他们对于外界作出的反应。出生于1970年代的一代中国青年，将很快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声音，他们对于中国与世界的看法，将可能缓慢地塑造一个新世界，尤其是当中国已变得如此重要之时。
    每一代人都迷恋于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每一代人信誓旦旦地宣称自己正身处一个伟大的转折时刻，每一代人都喜欢引用英国人马修·阿诺德的名言：一个旧世界已经死亡，而一个新世界尚未诞生。9·11给了这代人这样自我宣称的机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2001年应被视作我们这一代人——对国际事务与自己生长的国家的认识开始苏醒的年份。
    在那天晚上坐在电视机前目睹着那一好莱坞式的场面时，我距离自己的25岁生日仍有16天。我经历了一个大多数中国青年的典型成长路线，我出生在一个小镇，在出生那一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这一年，人们还敲锣打鼓地上街、并用大吃大闸蟹的方式庆祝“四人帮”的垮台。我不能说我对十一届三中全会有什么印象，对于贯穿1980年代的中国改革带来的启蒙运动也缺乏印象，更不用说什么国际环境的变迁。在80年代后期流行着一部影片《凯旋在子夜》，讲述的是对越自卫还击战的故事，友邻的反目占据了我最早的外交意识。在我小学毕业那年，弗兰西斯·福山发表了《历史的终结》，紧接而来的是柏林墙的倒塌与两年后苏联在1991年的最终解体。
    没错，美国是我们这代人感兴趣的国家，我们对于世界的理解也基本只是美国再加上英国等几个欧洲国家。我几乎从未想过中国在这个世界上扮演怎样的角色这样的问题，尽管我受教育的那所大学以“忧国忧民”著称，但五四的一代早已变成了托福、ＧＲＥ的一代，一代人中最杰出的头脑匆匆忙忙、头也不回地钻进了美国大学实验室。中产阶级的生活魅力彻底驯服了他们的自我意识。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将民族主义称作“想象的共同体”，一些特别的事件、人物与传统会激起人们普遍的情感，人们依靠这种情感与意识构造了一个国家，确认自己的身份。对于类似我这么大的年轻人来说，2001年的三件事足以刺激这种想像力——申办奥运会成功、加入ＷＴＯ与中国进入世界杯。2001年的北京城至少经过了三次的狂欢，在那些夜晚的长安街上、三里屯的酒吧里，所有的人再次变成了兄弟姐妹，他们都为自己的国籍身份而骄傲。
    发生在2001年9月11日纽约与华盛顿的悲剧，则使这一代人第一次认真地思考我们生活的世界，他们开始有意识地学习整张世界的地图，并逐渐开始了解中国在这张地图上属于什么位置，并可能拥有怎样的未来。?下转38版）

    在最初的几个月，大多数西方人（至少在媒体上发表意见的知识分子与政治家）相信，在历史的教科书上，2001年很有可能与1914年处于类似的地位。在斐迪南大公在1914年6月28日的萨拉热窝遇刺前，整个欧洲已经享有了将近100年的和平，人们甚至相信永不再会爆发，当时最流行也最具影响力的看法来诺曼·安吉尔在1914年出版的畅销书《大幻想：关于军事权力与国家优势的关系研究》，这位当时名噪一时的记者说，自由贸易已使领土扩张成为过失，从经济学上将，战争已变成一种非理性行为，永远和平已经到来。
    而在9·11发生前，全世界都沉浸于冷战结束的喜悦之中。人们谈论的是全球自由市场，资本的自由流动，跨国公司，新技术革命……又是一位记者对此作出了总结，在1999年出版的《凌志汽车与橄榄书》中，《纽约时报》的托马斯·弗里德曼（他很像是诺曼·安吉尔的一个翻版）宣称：世界10岁了。他相信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标志着全球经济的正式形成。1914年的全球化仍主要局限在欧洲与美洲，但现在，它不再有地域障碍，也不再有意识形态的障碍，就像ＩＢＭ的广告语“四海一家的解决之道”。
    弗里德曼式的乐观情绪鼓舞着我们这一代的成长。我们的“中国意识”复苏得很晚，是因为在我们智力日趋成熟时，我们所受的主要影响与地域无关。19世纪的俄国的流亡分子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中说的，整整几代俄国知识精英是在法国文化的熏陶中成长的，对他们而言，法语比母语更得心应手，法国宫廷的礼仪比粗俗的俄国规矩要风雅得多。而我们呢，则是一种新的杂合文化的产物。世界都在美国化，这是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批评家们喜欢的判断，就像18世纪的欧洲都在法国化一样，或是15世纪的亚洲都在中国化一样。不错，至少和全球千千万万的青少年一样，我们喝可口可乐，吃麦当劳，用Ｗｉｎｄｏｗｓ操作系统，听Ｂｉｌｌｂｏａｒｄ上的歌曲，迷恋莎朗·斯通与汤姆·克鲁斯……但这种肤浅的描述根本不能反应出我们所呼吸的文化的真实面目。我相信，根本不存在美国文化这一概念，它真正的精神是多元性与宽容性。我更无法理解欧洲批评家对于世界文化的美国化的批评，对于我们来说，这种所谓的美国化首先是一种解放力量。美国的建国之父们在撰写他们的立国基础时，首要考虑的是从古希腊的民主到法国的启蒙运动的精神，法国人孟德斯鸠比任何美国人，都对美国宪法的影响要大。
    与父辈不同，我们没有生活在第三次世界大战随时可能打响的阴影之中，中国采取的外交政策是韬光养晦，而非四面树敌或是输出革命，为了保持经济建设的稳定性，外交政策与其他政治议题一样，从来不是公共生活的一部分。
    中国开放的过程，也正是整个世界的运转中心由国家转向市场的过程。撒切尔夫人在1979年的英国开始了私有化运动，罗纳德·里根在1981年美国开始了放松管制运动，他们尽量将政府退出经济活动的举动赢得了大量的追随者。这场运动中两位最重要的思想家是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与芝加哥大学的米尔顿·弗里德曼，他们两人都以是Ｊ·Ｍ·凯恩斯的反对者著称，他们相信政府与对于经济行为的干涉，最终将通往“奴役之路”。没有证据表明，邓小平读过他们的著作，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才是他们那一代的规范读本。但是1978年时已经74岁的邓小平却让自己成为与撒切尔、里根并列的20世纪最后20年全球自由市场的最重要的缔造者，前者或许比后两者更为重要，因为他领导的市场化进程囊括了世界1／4的人口。在2002年时，我才知道西方对于中国的印象在整个80年代是多么好，在短短10年内《时代》杂志两次将邓小平评选为“年度人物”。
    这是市场革命与技术革命年代，政治似乎不再占据着舞台中央，在全球市场的映衬下，民族国家消退了。每一代人都有实现自己光荣与梦想的机会，在9·11发生前，我们的主要榜样是来自硅谷的ＩＴ公司，是那些ｄｏｔ－ｃｏｍ公司的百万富翁。在我们看来，世界革命的中心不再是莫斯科，而是旧金山；创造历史的不再是列宁、托洛茨基，而是比尔·盖茨、杨致远；指导我们行动的不再是解放全人类的革命宣言，而是商业计划书……
    当然，我们错过了这场革命，我们还太年轻、没有海外留学的经历、也缺乏技术才华，不能成为这场革命的主角。但有趣的是，比我年龄略长、那些从海外归来创办网络公司中的一些人比我更为强烈地感受到技术革命中蕴涵的“中国的前途”。他们将数字革命视作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最有效的途径，宽带所带来的充分信息是一场新的启蒙运动，它将彻底帮助中国人告别知识匮乏的年代。我正是在一时刻了解到了“中国概念”：中华网?Ｃｈｉｎａ．ｃｏｍ?只是将Ｃｈｉｎａ后面加上了一个．ｃｏｍ，就在ＮＡＳＤＡＱ上市第一天超过了100美元。
    而9·11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风尚。它是我们告别了对世界过分一厢情愿、简单化的理解，它更激起了我对整个世界的好奇。世界不仅仅是由那些年轻的百万富翁的名利生涯构成的，它也是意味阿富汗人那些痛苦的脸庞。很多时刻，我们是通过观察别人来了解自己，世界已经发生了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也发现这些镜像中的我们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那些传统的制约因素一下子消失了，而一些新命题则迅速突显出来。
    这个过分戏剧性的场面，也出人意料地将中国推向了更为核心的位置。这不仅因为在一场必须依靠全球性合作才能完成的反恐战争中，中国的作用如此重要。更因为，在一个被恐怖主义、商业丑闻、经济下滑保包围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刻，中国依旧高速的发展，给人以无穷的想象力。作为全球化进程最重要的发动机的美国的视线的转移，则突然间赋予中国一个前所未有的定位——它有可能在一个全球领导力缺失的年代提供某种希望。从2001年至今，外界对中国认知，与中国人对自己的认知，发生了极度戏剧性的转变。错过了ｄｏｔ－ｃｏｍ革命的我发现，一场更为浩大的革命刚刚开始展开，而我们将是这场戏剧中的新的主角。我们被一种强大的力量诱惑与强迫着，重新审视自己与我们一直面目模糊的国家。结果正如Ｖ·Ｓ·奈保尔对于他的祖籍印度的形容，我们发现中国也是“难以表述的国家”但在很多时刻，我们却拒斥或是漠视了它。我不关注它的过去，也很少考虑它的未来，更不知道它与整个世界正在发生哪些关系。
    Ｄｏｔ－ｃｏｍ运动给我刻上了深深的“热衷于时髦”的痕迹。我必须承认，当我在2002年左右将目光投向中国时，主要的原因是中国话题已变得如此热门。我几乎从未读过古文，对于传统文化一无了解，我的主要阅读材料来自于被翻译成中文的外版书籍与杂志。就像我的朋友所说，当我谈论中国时，口气仿佛是一个外来者。但是，当我谈论得越多，就越发现自己愈是这个话题的一部分。我愈像旁观者一样感受到“伟大的中国故事”，愈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召唤，即成为这个伟大故事的参与者之一，帮助这个伟大故事的实现。
    当身处河流之中时，你常常感觉不到它的流动。但如果你将目光稍微放得长远一些，你就又会发现多么大的变革已经产生，中国已多么深刻地卷入了全球事务之中。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七大经济体，即使她的增长速度日渐减缓，她也将并不费力地超越英国、法国与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日本的经济体。
    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以人为本”，中国的国家战略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当胡锦涛前往非洲时，他首要关心的是石油，这种利益上的要求将越来越迫使中国更广泛地关注全球性的政治、军事变化。亚洲日渐习惯甚至依赖中国的崛起，再没有狭隘的中国利益，中国必须为亚洲的稳定提供更多的帮助。历史不断教诲我们的是，一个国家经济力量，最终总会转化成政治与文化力量，尽管这其中可能存在着相对漫长的间隔。
    但是，有多少中国人已经为这种这种变革做好准备，他们准备适应中国的新角色了吗？如果中国要成为了一名领导性国家，那么有多少中国人了解了美国、日本、欧洲、朝鲜与越南……人人都在谈论“中国的崛起”，但是一个崛起的国家的政府与国民，应该拥有怎样的能力与心态，他们怎样才能赢得他人的信赖。多年以来，我们不断犯的一个错误是，要么就将外来者视作在一切方面都占优势的一方，彻底失去自尊，要么就是沙文主义的俘虏，以不屑一顾的姿态对待别人。在整个80年代，我们将日本的经济奇迹视作榜样，但伴随着日本泡沫的破灭，日本似乎一下子就成为了反面教材，在中国概念刺激下的骄傲的中国人很少意识到，即使停滞的日本的人均ＧＤＰ也是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的30倍以上。
    出生于1970年代注定了我们拥有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精神。在超过四分之一的世纪中，中国没有经历过全国性的混乱，没有遭遇恶劣的外部环境，并保持着高速度的物质生产能力，这在过去150年的中国，从未出现过。这种乐观主义常常赋予我无法去除的轻浮感，世界总是充满幸运、而没有艰苦。几代人面临民族危难时表现出的深重的使命感，到了我这一代几乎消失殆尽。出生于70年代后期的一代人几乎是“天然的全球化的一代”，对他们而言，世界是以另一种方式进行叙述的。1978年最重要的历史，不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而是斯蒂夫·乔布斯的苹果电脑有了进一步改善，1989年值得纪念是因为伯纳斯·李发明了互联网……意识形态终结了，我们关心的ＭＴＶ、管理革命与跨国公司，在这一面上，中国这一代青年与西方的同龄人相当类似。
    但伴随着成熟，这一代人将必须肩负起更为重要的使命。他们要帮助这个国家摆脱历史的阴影，向更为成熟与强大的方向迈进。值得忧伤的是，这一代人仍缺乏韧性与耐性，或许也缺乏足够的雄心壮志，但值得庆幸的是，由于没有历史的阴影，他们或许会使这个国家变得更健康。对我而言，未来令人激动的是，我正在卷入一场伟大的试验，我将有可能像我景仰的人物一样，帮助塑造一个新国家、一个新社会的形成。
    确切而言，这一代人将再次面临重新塑造这个国家性格的挑战。毛泽东塑造了一个革命气质的国家，在那一代青年人眼中，地球上充满了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世界地图上的大部分地区都在等待插上我们的红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将中国由崩溃的边缘拯救出来，也带来一个过分实用主义的中国，甚至将整整一代人变成了“经济动物”。而现在，或许再用一代人的时间，我们将到达150年以来，几代中国杰出之士所渴望达到的目标。如果追赶不再是一个国家的目的，那么她应该为自己寻找哪些新目标，她该为自己的行为赋予哪些新的意义？
    一场公共性的讨论已变得如此迫在眉睫。“摸着石头过河”的国家战略曾经如此重要，但它的局限性也日趋明显，2020年的“小康社会“仍只是一个经济意义上的国家远景规划。在相当程度上，我们仍在依靠过去25年高速发展带来的惯性继续前行，但一些全新的思考必须开始展开。

70年出生可以明确分为2部分:70----74,75----79,后者的生活态度和80年代的更接近,对于这个国家来说,从89年以后自由主义者的衰微开始,国家民族的认同感却得到了加强,台湾将是完成这个过程不可或缺的一步,(包括对钓鱼岛的)

我们在开始面对一个断裂的社会？

　　一、社会的断裂

　　90年代中期在法国访问的时候，我们曾向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图海纳（TOURAINE）提出一个问题：法国近些年来社会结构最重要的变化是什么？图海纳的回答是，从一种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变为一场马拉松。他的意思是说，过去的法国社会，是一种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在这样的一种结构之中，人们的地位是高低不同的，但同时又都是在同一个结构之中。而在今天，这样的一种结构正在消失，而变成一场马拉松。今天的法国，就像一场马拉松一样，每跑一段，都会有人掉队，即被甩到了社会结构之外。被甩出去的人，甚至已经不再是社会结构中的底层，而是处在了社会结构之外。他认为，现在法国还在继续跑下去的只有四五百万人，其余都是掉队的了。坚持跑下去的，就是那些被吸纳进国际经济秩序中去的就业者。

　　图海纳所说的这种现象，实际上也正在今天的中国发生。

　　近些年来，我国失业下岗现象大量增加。但在前几年，由于持续的经济低迷，这样的事实被掩盖在经济低迷或国有企业的不景气的表面性理由之下。学者们一般是从三个角度来解释失业下岗问题的。一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和普遍的亏损；二是连年的经济不景气，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三是产业结构的转换。总之，都是一些暂时性的原因。于是，就造成人们（包括政府在内）的一种幻觉：失业或下岗是由某些暂时的原因造成的，一旦这些暂时性的问题（如经济不景气或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得到解决，这些人就会获得重新就业的机会。也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幻觉，人们总是对创造再就业的机会寄予厚望。

　　当然，我并不是说，上面这三个问题不是原因。而是说，但实际上，这很可能是一个永远都不会变成现实的幻觉。事实是，由于新的技术革命的作用，一些传统的职业正在被淘汰。当然也会有一些新的职业被创造出来。但如果我们看一下失业和下岗群体的状况，再看一下新创造出来的职业的需求，就可以发现，新的工作位置并不会给失业或下岗者提供多少再就业的机会。目前的下岗和失业者大多具有如下的一些特征：年龄基本在35岁或40岁以上，大多数只受过中等教育，过去所从事的主要是低技术的工作。而新的的就业机会，则需要相当高的受教育程度，这些工作岗位主要是提供给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的。即使是新的经济增长来临，即使是国有企业的改革搞好了，他们的状况也难有根本的改变。对于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来说，第一，回到社会的主导产业中去，根本没有可能；第二，在目前的体制之下，回到原来那种稳定的就业体制中去，根本没有可能；第三，朝阳产业不会向他们提供多少就业机会。这也就意味着，目前的下岗和失业者，事实上是社会中的被淘汰者，他们已经成为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的一个群体。而且这个群体的规模很大。指出这一点是重要的。如果将现在的失业者和下岗者仅仅看作是由于某些暂时的原因而失去工作，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就是创造再就业的机会。如果承认这些人将永远也不可能回到社会的主导产业中去，甚至无法找到稳定的就业机会，就需要在创造边缘性就业机会的同时，做出某些制度性的安排，来保障他们的基本经济和社会需求。两种不同的思路，具有完全不同的政策含义。

　　说他们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还有一层含义。在我国，由于过去的社会保障大都是与单位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下岗和失业并不仅仅意味着失去工作和工资收入，同时也意味着失去许多福利和社会保障。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进行的调查显示，职工下岗之后最担心有的是“失去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83.4%）。其他的一些调查也表明，在下岗和失业人员中，其基本生活发生较大困难者，并不多见。其生活上遇到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的几个方面，一是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特别是在发生较大疾病的情况下，将会造成严重的生活困难；二是在支付住房、子女教育等大宗费用上发生困难；三是在生活中遇到某些突发性事件的时候，会出现难以应对的局面。

　　社会断裂的另外一种表现，是在城乡之间。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整个社会要从一个以农村为主的社会转变为一个以城市为主的社会。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现在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如果一个社会不能够顺利实现这种转变，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从目前我国的情况来看，如果不能顺利地实现这种转变，也将不会继续保持一个以农村为主的社会，而会形成一个断裂的社会。美国经济学会前会长、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盖尔•约翰逊在一个讲座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在国民总产出和就业中的比例必将是下降的。这首先是由于真实收入增加而导致的对农产品需求的增加要远小于对非农产品需求的增加。在2000年的收入水平上，中国对农产品的收入弹性最多只有非农产品的三分之一。同时，农业生产力的提高速度高于其他经济部门，无论是全要素生产率还是劳动生产率都是如此。日本经济起飞时期（1950年－1980年）的农业人口下降了65％。这并不是个别现象，美国同样在经济起飞时期农业人口下降了72％。而在中国，由于种种限制移民的政策，如户籍制度等，1985年－1990年只有1.5％的农村人口转移出去。在一个工业化时代，大量人口继续被束缚在土地之上，造成的必然结果就是：由于对农产品需求的增加要远小于对非农产品需求的增加，农民从出售农产品中获得的收入，在人均的意义上越来越微不足道；农业越来越成为一个不能赢利的产业，甚至越来越不能成为一个产业，而成为农民自我消费、自我维持生存的一种自然经济活动。如果说在50年代到80年代农民还可以用农业的收入换来品种和数量有限的工业品的话，在今天，许多农民反倒已经无法做到这一点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农民不从事其他产业的经营的话，他们反倒比过去几十年更像小农。

　　须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并不仅仅意味着大量的劳动力和人口涌入城市，也意味着农业和农民自身的转变。也就是说，留在农村的数量越来越少的农民，通过对农业的规模经营实现农业的产业化，并以产业化的农业与整个工业化的经济融为一体。而在目前的我国，农民之所以被甩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之外，一个基本的原因就是，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和人口导致农业的小规模经营，小规模经营无法实现农业的产业化。根据许多地方调查的结果，农民从农业中获得的收入，只够购买农业生产资料的费用。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和农民显然无法与日益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社会成为一体。

　　而由于户籍制度的作用，在大量农民以农民工的方式流动到城市之后，这种断裂的城市中又以另一种方式映射出来。绝大多数农民工进入城市的时候，并没有从事投资经营的资本，他们有的只有劳动力。他们中的许多人只能从事那些城市人不愿从事的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工作，特别是劳动强度大、劳动环境差或具有某种危险性的工作。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都由政府制定了种种规定，明确规定许多工种是不许他们从事的。因此，他们事实上是被排斥在城市的主流劳动力市场之外的。更重要的是，一张农村户口使得他们在社会身份上无法成为他们居住和工作于其中的那个城市的一员。他们没有城市的户口，不能享受社会保险和其他城里人能够享受的社会福利。他们的孩子不能在城里的学校里念书。他们往往居住在狭小拥挤、秩序乱和卫生差的城乡结合部。同时，他们还要为取得在城里居住和工作的资格支付多种费用。以北京市为例，一个外地农民工要想在北京合法打工，首先要在户口所在省市区办理《流动人口证》，同时缴纳管理服务费50元---80元／年，到了北京之后又需要办理的证件多达六七种，每个打工者每年至少需要支出450元。而遭到公安、城管、工商等等执法人员的粗暴对待，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无疑会滋生出社会仇恨。

　　一个断裂的社会将向我们提出许多难题。

　　二、再谈社会的断裂

　　80年代的时候，有一本书曾经风靡了整个世界，这就是美国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在这本书中，托夫勒提出了一个很有冲击力的观点：农业文明是人类经历的第一次文明浪潮，工业文明是人类经历的第二次文明浪潮，而当时就已经初露端倪的以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则是人类正在经历的第三次文明浪潮。

　　在当时，这本书也曾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技术和经济领域中，表现在我们的思想文化中，甚至表现在我们的语言和词汇中。比如。“新技术革命”、“信息爆炸”等等。也就是说，正是从那时候开始，国人才真正意识到，一场重大的科学技术革命正在这个世界上发生，这场革命会深刻地改变人类的社会生活，同时，为了适应这样的一场革命，我们的体制框架必须发生相应的变化。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处在这场革命之中，而且会发现，这场革命的影响已经大大超出了托夫勒的预见。

　　但现在我们不是要讨论托夫勒所预言的这场革命，而是要借用托夫勒的“三个浪潮”的概念来考量这样的一场新技术革命之于我国社会结构的意义。或者说这样的一场技术革命对我国的社会结构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让我们从简单的概念说起。

　　首先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借用“三个浪潮”的概念，今天的中国是属于哪个“浪潮”？我们可以首先看看北京的中关村以及全国许多大城市中的“新技术开发区”、“科技园区”，在那些地方到处能见到的是：计算机、网络、软件、基因、生物技术、电子商务、白领，连那里的总裁都不叫总裁而叫CEO。即使是严格按照托夫勒的标准，这里也可以称之为名副其实的“第三次浪潮”。在北京，从中关村出去往西南走，十几公里就到了石景山，在那里有全国著名的“首钢”。那是一个钢铁生产基地。那里的情景，与全国的大部分大中小城市一样（除大城市的科技园区之外），还是典型的“第二次浪潮”----工业文明：灰色调的环境，轰鸣的机器（如果没有停产的话），废气废物和产品同时排放，近些年来 “下岗失业”又成了人们的口头上经常议论的话题。而出了城市，到了广袤的农村，那里则是典型的“第一次文明”的情景：一个家庭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耕种着很小的一块土地，从中收获的农副产品，自己要消费掉相当大的一部分，能够出售的部分非常有限，他们渴望越来越高级的工业品或更为高级的“第三次浪潮”技术生产出来的产品，但由于收入的微薄，对于这些产品只能是“渴望”而已。

　　当然，在任何社会中都会存在产业和行业的差异。比如，在美国，在西部硅谷的专家设计着各种各样最先进的软件的时候，中部和南部的农民也仍然在耕种着土地。但你同时会发现，这些农民是在使用着非常机械化和现代化的机器来耕种他们的土地的，并在互联网上了解世界上农副产品的价格和供求信息。大规模农业生产以及政府对农业的补贴，保证了他们在一个“工业化”或“后工业化”时代能够通过农业经营获得一份与其他产业的人们大体相当的收入。他们虽然从事的是农业生产，但他们同样是社会主流产品的消费者。也就是说，他们与整个社会是连接在一起的，而不是断裂的。当这个社会进入了所谓信息时代的时候，我们也大体同步地进入了这个时代，尽管在具体的时间上可能要稍微晚那么一点。而在我们的社会中，通过上面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社会的不同部分几乎是处在不同的时代之中。两年前，当网络在中国热起来的时候，虽然传媒上关于“网络时代”的文字连篇累牍，股市上网络股也炒得不亦乐乎，但不用说农村，就是中小城市，也很难看到网络时代的踪影。当然你也可以举出某个农民利用互联网的个别例子，但那样个别的例子连示范的作用都起不到。也就是说，在一个断裂的社会中，这个社会中最先进的那些部分与整个社会已经失去了联系。

　　国内外都有一些学者喜欢用“二元结构”的概念来描述这种断裂的社会。但人们在使用“二元结构”这个概念的时候，更多地是将其应用在城乡之间，也就是说，由城乡构成了整个社会的“二元结构”。但从我们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一个断裂的社会，并不是仅仅使社会断裂成两个部分，而是断裂成多个部分。这种断裂甚至也发生在城市的本身。但有一点，“二元结构”理论讲的是很有道理的，既这个社会中最先进的那部分不是与国内那些落后的部分，而是与世界市场，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市场连接在一起，从而形成一个循环系统。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接轨”。应当说，在这样一个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的全球化时代，“接轨”无疑是自身发展的一个动力，甚至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但是，这种“接轨”也会成为另外的一种力量，即将社会拉断的力量。首先，在“接轨”使得一个落后国家中的最先进的部分变得更加先进的同时，这个先进的部分与本社会其他部分的差距就越大；其次，这个先进的部分与外部接轨的程度越高，与本社会其他部分就越是没有关系。

　　特别是在加入了世贸的情况下，“接轨”的“拉断效应”会在多方面表现出来。这是我们在现在就必须加以正视的。

　　请看下面的两篇报道：

　　其一，据《解放日报》1月20日报道：在19日举行的上海信息产业人才招聘会上，“参加招聘的民营、股份制和国有企业的比例也有较大幅度提升，占60%，超过了外资企业。提供的岗位月薪在3000元至8000元之间的，约50%，其中高级管理人员、质量工程师、电子工程师等职位的月薪较高，而硬件工程师、客户经理等则相对偏低，月薪最高开价1.65万元，最低月薪仅1000元。”

　　另外的一则报道则是：据参加“首届全国主要农产品市场形势展望会”的中科院有关专家分析，在多种因素作用下，2001年粮食产量缩减，其主要原因，是1997年以来我国粮食价格连续下降，农民种粮纯收入大幅度减少，以致种粮积极性很低。1997年以来全国粮食价格连续大幅度下降，1996年1月三种粮食平均价格为每担86.4元，2001年1月为每担50.4元，减少了36元，农民种植三种粮食的平均每亩纯收入由1995年的367.4元降到2000年161.6元，下降幅度高达56%（http://www.xhagri.gov.cn/nongye/waidi/wai_7/20010919.htm）。还有相关的报道说，去年中国农民人均收入增加4%。

　　从两个形成鲜明对照的现象。一方面是农民的粮食减产，收入增长缓慢（其实，按照专家们的说法，其实是下降，因为在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价格大幅度下降、乡镇企业不景气的情况下，说农民的收入仍然在增加，显然是没有根据的）。而在另一方面，则是IT业，特别是软件行业人员薪酬的大幅度攀升。而其背后的原因，就是“入世”以及入世之后就不得不实行的“接轨”。有关报道说：“随着中国入世，一些行业的就业机会大大增加，复合型人才成了猎头公司猎取的重点对象：一是农业、信息、金融、财会、外贸、法律和现代管理等领域的专业人才；二是生物技术、环保技术、新材料等领域的高层次科技人才；三是熟悉世贸组织规则、适应国际竞争需要和能够参与解决国际争端的专门谈判人才；四是了解国际惯例、符合行业需要的外语人才；五是跨领域、跨行业、跨学科的复合型人才”。在这种背景下，猎头公司奔走与人才市场，金融业、投资银行、保险公司、保险基金公司等方面的高层人才，年薪一般都在40-50万元。

　　可以预见的是，加入世贸必然会对我国的社会结构产生重要的影响。其中的影响之一，就是增添了扩大收入差距的动力。入世后，国外企业将会大举登陆我国，它们将雇佣更多的中国雇员。一般说来，外企的工资明显高于国内企业，因此，外企的增加将会拉大外企与国内企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同时，国内高科技人才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水平也将会逐步向国际市场的标准靠拢，因此，人世后他们的收入也将会有一个较快的增长。在目前我国贫富差别已经达到相当高程度的情况下，这种“接轨”的动力会不会加剧社会的断裂？

　　三、多元社会与断裂社会

　　在讨论社会的断裂和由此造成的“断裂社会”的时候，必须注意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必须将这种“断裂社会”与人们一般所说的“多元社会”加以区分。否则会造成种种的混乱。

　　“多元社会”是60年代在西方兴起的一个概念，后来被人们广泛用于指称西方现代社会的特征。在我所看到的文献中，大体不外如下的三种含义。第一，在社会结构分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不同的利益群体，承认每个群体的利益都是正当的。这里特别要强调的一点是，这意味着对于“少数群体”利益的承认和尊重，少数人的利益也是正当的。这种利益的多元性表现在政治和社会的层面上，就是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各种“压力群体”的存在。第二，就政治制度而言，形成的是一种以自主而多元的政治力量为基础的政治框架，不同政治力量的组织形式就是政党。其政治哲学的基础是：一个政党不可能代表所有人的利益和要求。第三，是多样性的社会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的存在。也就是说，并不存在“唯一正确”或“唯一正当”的社会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

　　而断裂的社会，从表面上看来好像也是一种多元的社会。至少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有着更强的多样性。但其实，这两种社会有着根本的不同。概括地说，在多元社会中，尽管社会结构分化深刻、各种社会力量并存、不同的价值甚至互相对立，但这些不同的部分基本是处于同一个时代，社会的各个部分能够形成一个整体的社会。但在断裂的社会中，情况却截然不同。在断裂的社会中，其不同的部分几乎是处于完全不同的时代，他们之间也无法形成一个整体的社会。也就是说，整个社会是分裂的（不是在政治的意义上，而是在社会的意义上）。

　　这从文学发展的脉络中就可以看得出来。以西方社会为例。在科学技术很不发达，物质生活很匮乏的时代，人们同样有着种种美好的生活愿望，但却缺少实现这些愿望的物质条件。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更多地是将这些愿望诉诸于想象，于是就有了文学上的浪漫主义，最典型的文学形式就是诗歌。后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产出来的物质产品大量增加，人们的物质生活也随之改善。在这个时候，人们看到了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物质生活条件的可能性，浪漫主义也就失去了最广大的基础。在这同时，人们也看到，尽管创造出来的财富是以前任何时代无法比拟的，但财富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却是极不平等的。在一个物质空前繁荣的社会中，富人占有了大量的财富，而许多穷人却“一无所有”。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有了巴尔扎克，有了《悲惨世界》，有了批判现实主义。再到后来，由于物质财富的进一步丰富，即使是社会中的贫困者，也大体上可以衣食无忧了，但另外的一个出现了，这就是在物质社会条件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已经不成问题的时候，精神的需求，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却成为一个越来越突出的问题。这样，就又有了后现代艺术的产生，有了黑色幽默，有了《等待戈多》。

　　从上面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时代几乎都有自己鲜明的文学主题，而这种文学主题所反映的恰恰是这个时代的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如果用同样的思路来观察一下我们的社会，我们就会发现一种令人惊异的差异。在我们这样一个断裂的社会中，在社会的不同部分当中，几乎是完全不同时代的东西，共存在我们的社会里。从存在主义、尼采热、后现代，到消费主义、市民文化、港台电视剧，再到农民的地方性的自娱自乐和“封建迷信”。而在这样的一种文化混杂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在社会中处于边缘的群体，比如农民，他们明天观看的电视节目和城里人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但那些电视剧的内容，与他们几乎完全不相干，甚至也不属于他们的时代。

　　多个时代的社会成分共存在一个社会之中，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不同社会成分的诉求共存在一时，而这些诉求本来是应当属于不同的时代的。在我们的社会中，这样的情形是经常可以见到的。比如说，发展和环保的关系。对于像我们这些生活在北京这样大都市的人们来说，灰暗的天空、污浊的空气，以及日益恶化的水源，使得我们对于环境保护和污染的治理有着切身的感受和要求。而且从理智上说，人们也不难理解，保护环境和资源，对于一个社会的长远生存和发展来说是多么地重要。可是，当你走出这些大城市的时候，这些天经地义的道理，就似乎成了问题。前几年我们去了一次山西。那是一个由于煤炭生产而环境污染相当严重的省份。但如果你去看看一些贫困地区农民的生活，那些本来天经地义的道理就打了相当的折扣。当地的干部说起这个问题也是一脸的无奈：“没有办法啊，只能先污染后治理”。这里我不是为“先污染后治理”辩护，而是说，生活在不同世界中的人们的道理会是多么地不同。同样的，当一些青年知识分子把“民主”和“自由”作为他们的崇高目标来追求的时候，在另外一些人看来，这实在是有点奢侈。因为吃饭的问题，孩子读书的学费问题，就业的问题，远比这个要现实得多。类似的现象告诉我们，在一个断裂的社会中，社会中不同部分的要求的差异，有时会达到一种无法互相理解的程度。

　　这样的社会管理起来往往要更为困难。一般地说，在特定发展阶段上，政府只能集中精力来解决某一方面的问题。这就很容易造成对某些群体的要求的忽视。这就要求断裂社会中的政府和领导人，必须对来自不同群体的互相矛盾而又各有其正当性的要求，有一种明智的态度，并对其进行妥善的协调。否则，就会埋下社会动荡的种子。

上面的作者 :孙立平  

这个孙立平是何许人也

“世界工厂”：快速城市化的一个契机
作者：孙立平  2004-3-29 11:29:26  
出处：博客中国(Blogchina.com)  b27043c  
  
　　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加快实现我国城市化面临的一个现实难题是：在20世纪50-80年代最有利于实现城市化的时期，我们采取了人为地抑制城市化的政策，结果是错过了实现城市化的最好时机；在进入21世纪，我们不得不迅速推进城市化的时候，工业和其他非农产业已经越来越依靠技术进步和资金投入，机器和技术排挤劳动力的现象已经日益突出，这样工业和其他非农产业的发展，已经很难为城市化创造条件。

　　于是，就造成了这样的一种情形：几乎人人都知道快速的城市化已经是势在必行，但在只要一想到这是涉及到一个几亿人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过程，就不能不令人担心，在城市中，这数以亿计的人往什么地方放？特别是他们的就业问题如何解决？如果再考虑到城市中已经存在的数以千万计的失业和下岗人员，这个问题就显得越是沉重。

　　在以前的文章中，我已经在力图说明，这个问题事实上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因为，目前在我国除了有2个多亿的城市劳动力已经在非农产业中就业之外，还有1个亿的农民工和1个亿的乡镇企业工人，已经在从事着非农产业的劳动。只是他们本人没有成为城市人口，他们的家属没有成为城市人口。如果我们据此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大大推进我国的城市化进程。

　　而在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还必须注意到的一个与之相联系的因素，就是伴随中国加入世贸而出现的中国可能成为“世界工厂”的趋势。

　　现在有许多经济学家预测，加入世贸将使得中国经济在整个全球经济中重新定位，其中的一个很现实的图景，就是中国成为世界的制造业的中心，即成为“世界工厂”。而这个过程，实际上在改革开放这20多年的时间里就已经在开始逐步形成。目前，我国有许多行业的产值已经在世界上占据绝对地位，电子信息产品、通讯、家电、制鞋、五金制品、纺织服装等行业已形成全球最大的制造基地。有学者分析，这个趋势正在进一步加强，具体表现在如下的三个趋势：即跨国企业的生产中心自90年代以来逐步向中国转移；研发机构开始在中国设立；跨国公司在华采购力度进一步加大。据去年下半年对东京证券市场1143上市公司的调查显示，日本制造业有一半以上的企业准备在今后三年内将生产线移往海外，而这其中71%的企业将中国作为首选基地。尽管目前在有关人士中对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还有着不同的看法和评价，但就总体来说，这无疑是为我们提供了一次加速国民经济结构调整，迅速实现工业化的机会。

　　当然，在这里我们关心的不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这个问题本身，而是这个过程对于我国实现快速城市化的意义。

　　这个意义其实我们在我国的某些局部地区就已经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了。我国的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是典型地通过引进外资—形成制造业中心—加速城市化的地区。在改革开放之前，广东省在经济上并不处于特别重要的地位。但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通过外资的引入，以“三来一补”的形式，迅速形成了制造业基地。深圳，过去不过是一个小渔村，现在已经成为拥有几百万人口的现代化的大城市。曾经是一个农村县的东莞市，已经发展成为IT零部件厂商集中的地区。1999年，以台湾企业为主的东莞市的IT产品出口额达66.8亿美元。据广东省统计局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位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深圳、东莞、珠海、顺德、广州、佛山、中山和惠州等8个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已经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移动电话持有率达到每户1-2部，每10户拥有1-2辆私家车，人均可支配年收入为 1-2万元，人均实际消费也超过了1万元。深圳市的恩格尔系数已经低于30%，可以说是达到了富裕标准。经济的发展，为城市化的过程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长江三角洲的发展，也得益于乡镇企业中制造业的发展。而在近些年来，这里开始成为制造业发展最为迅速的地区。在苏州，1993年台湾电脑厂家“宏基”的投资者最早来到这里，当时新区周围还都是农田，也没有像样的道路。现在，曾是农田的新区已经成台湾厂商最为集中的地区。台湾企业在苏州的投资额高达 145亿美元，占台湾对大陆投资总额的1/5。在昆山这样一个县级市，吸引了约1000家台湾企业的投资，平均每一平方公里就有1家台湾企业，密度甚至超过台湾企业最为集中广东省东莞市。台湾最大的100家企业中有46家在这里建有工厂。截止2001年底，流入昆山的台资合同金额共有50亿美元、实际金额25亿美元，相当于进入大陆的台资总额的10%。这些制造业发展迅速而又集中的地区，无疑将会成为城市化最快的地区。

　　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制造业中心的形成与城市化还不是一回事。比如在前面所分析的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地区，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反差。一方面是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地区性整体经济实力的提高以及经济结构的变化，而在这同时，作为工业经济载体的城市也在急剧扩张，比如东莞；但在另一方面，在这些地区，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提高，却是相当缓慢的。其中的一个基本因素，就是户籍制度限制了已经在非农产业中就业的人员进入城市而成为正式的城市居民。在这些地区，地区政府实际上也采取了一种防止农村人进入的“城市保护主义”。户籍制度和地方政府的“城市保护主义”成为阻碍城市化的两个主要因素。

　　因此可以说，在成为“世界工厂”的过程中推进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使已经进入非农产业的这2个亿劳动力及其家属定居为城市人，特别是使那些已经在制造业集中的地区从事非农业劳动的劳动力和家属定居为城市人。应当说，这也是一条更为现实的城市化道路。即使撇开户籍制度的因素不论，那些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从事服务业和建筑业的农民工，要在这些大城市定居下来，面临着种种的制约因素。而在新兴的制造业中心，使得那些在这里就业的农村人口定居为城市人，在这些地区形成新的城市地带，相对要容易得多。当然，这也需要种种配套的政策和措施。

我也不认识,看了几篇他的文章,很有兴趣,下面是我在google上查得



孙立平: 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0年1月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授

1982年留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

1981年入南开大学社会学专业班学习

1978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学习

研究旨趣及其成果:

――在80年代，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现代化。

曾出版《社会现代化》、《走向现代之路》、《发展的反省与探索》等著作，并发表论文多篇。其间，提出现代化的时序模式、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等理论。特别是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理论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进入90年代之后，研究的兴趣转向中国社会结构变迁。

相继发表《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合作）、《改革前后中国国家、民间统治精英和民众互动关系的演变》等论文，并提出了“总体性社会”、“总体性资本”、“自由流动资源”与“自由活动空间”等重要概念和理论。发表在《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五期上的《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和隐患》（合作）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关注。

――目前的研究方向主要是转型社会学。

其主持的大型研究计划“二十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村社会变迁口述资料收集与研究”，关注的是作为一种文明的共产主义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的运行逻辑。

另外主持的“当代中国农村中国家与农民关系研究”和“从单位制到社区制----社区建设研究”则关注于“总体性社会”向“后总体性社会”的转型过程。

――最新成果

1999年，在北京大学“中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与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上提出“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

2000年，与其同事和学生一起在《清华社会学评论》上发表“当代中国农村国家—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一组文章；

2001年，在“过程—事件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实践社会学”，倡导对中国市场转型实践过程的研究。《迈向实践社会学》发表在《学海》2002年第三期，《实践社会学与市场转型过程分析》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五期；

2002年，在有关研讨会上宣读了《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新趋势》长篇研究报告。其中“断裂社会”的理论观点被海内外报刊广泛转载。

联系方式：thslping@263.sina.com

“联系方式：thslping@263.sina.com”
这个“联系方式”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