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说读书在马上、枕上、厕上，又总在岁之余，日之余，这对我来说都很真切，只是马上变成了飞机上罢了。今年旅行得多，书读的并不少，可与人谈的并不多。主要因为参加了中国美术学院的“地之缘”亚洲文化考察项目，跟踪拍摄一部大型的学术纪录片。所读的书大多是行程之前所必做的功课，像《印度美术史》，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伊朗哲学》和阿拉伯哲学之类的书，比较偏门。在亚洲各国跑，买回很多书，书架上从此有了泰文的，波斯文的书，显得空前怪异。另外，市面上所出的图书好像显示中国图书行业正在更新换代。很多过去十元以下一本的学术名著，加上精美的插图开本变大后重新出饭，装帧和价位开始与国外出版的书看齐。有的是直接译国外的同类书，像希望出版社出“彩色人文历史丛书”，其中《刑罚的历史》图片甚好，可称引人入胜，相比之下，这套书中的《哲学的历史》图片就沒多大意思，知道苏格拉底长啥样，对我们理解他的想法实在不是很有意义……一句话，今天所有的书看上去都好像是美术史，呵呵！因此每每去书店买书买回来的一看一半是插图本。相应地文字阅读的主要来源转而依赖网络，既便在飞机上读书，也常是打开电脑，将平时下载下来沒时间细读的文章来咀嚼，这样做有一好处，不会把书本忘在飞机上。
在那一类图文并茂的书中，山东画报出版社的《巴黎的地下世界》叫人叹为观止。它的文体揉合了史书、新闻报道、侦探小说，最后竟然变描述性而为超现实经验，图片则从剖面图、铜版画、地图到傻瓜机拍的快照无奇不有，如同巴黎的地下世界本身一样，这本书也是一个“革命者、走私犯和洞穴爱好者”可以培植他们的想象力的曲径通幽的地窖迷宫，它通过一个竖立的剖面，从基础之下，解释了这座思想大师们所生活的都市。不知为什么，这本也可以当作消遣来读的书，总让我固持地想到德里达和福柯，也许是因为那种我们称之为秘密的东西。
《玫瑰之名》有着相似的特质，迷宫的形象在这里再度出现。那个福尔摩斯一般的修道士威廉，就思想而言早己超越了他的时代，他简直就是弗朗西斯·培根那简明实际的理性的化身，而他所面对的那座古堡，和欧洲，和拉姆斯菲尔德先生所诅咒的以及德里达和哈贝马斯所欲护持的那个“老欧洲”一样，层层叠叠地藏着秘密。有人说这是符号学家所写的侦探小说，有人说这是哲理或历史小说，我坚持认为这本书的主题是“欧洲”。艾柯深知基督教欧洲的隐秘与黑暗，更可贵之处在于他能深明欧洲更大的力量是希腊健康的阳光，是他想象中亚里斯多德《诗学》的下集，那是一本谈论“笑”的伟大能量的书，正如《诗学》的上集谈论的是悲剧, 而这希腊悲剧正是我们目前理解欧洲精神的主要图谱。艾柯说这本谈喜剧的力量的书，千百年来被精心地禁锢，然后在《玫瑰之名》中被焚毁了。我勿宁这样理鲜，会被焚烧的只是书本，而焚烧是为了防范与断绝人类对它的渴求，这正说明这渴求的深刻。这也是纳尔齐斯最终承认歌尔德蒙比他的沉思更接近真理的原因。艾柯的这个欧洲，正是拉伯雷和巴赫金的欧洲，也正是昆德拉的那个欧洲。我与老艾柯有过一面之缘，意大利博洛尼亚的旧王宫中，艾柯的笑声犹在耳旁。
今年我用身体和摄像机真切地走过的是另一座迷宫，亚洲。北京的朋友们都说：老邱“去亚洲了”----亚洲真的是我们远在体内的的经验，也许是一个我唯一“去”不了的地方。因此，在这里不得不提到由许江主编，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出的这本《地之缘：亚洲当代艺术的迁徙与地缘政治》，我作为这个兼具艺术和社会学人类学考察项目的直接参与者，来夸赞这本纪录该项目考察成果的书，确有王婆卖瓜的嫌疑，然而举贤不避亲，此书好在除了因为所收论文的质量，图片的质量都极佳，更在于其图文编辑的精彩互动。我熟知这本书的制作过程：往往是做版面设计的曹晓阳先生根据文字内容加上图片，然后会告诉文字编辑高世名：这里需要这么长的一句话，高世名得根据他亲历现场的体验来现写出来……这哪里是一般意义上的编辑和版式设计，这是艺术创作！三个月的编撰和设计中图文关系的高度互动造成了这本精品。它的出现使中国的艺术展览图录有了第一本可以傲视海外同类产品的东西，又由于中国美院的出版便利，这本书把现在流行的带插图的书的质量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如果说这本书有什么遗憾，那就是它的价钱。
2004.1.4

Umberto Eco《玫瑰的名字》作家出版社2001
乔治·索罗斯《开放社会：改革全球资本主义》，商务印书馆2001
《巴黎的地下世界》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7
许知远主编《评论中国》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1
伊安·杰夫里《摄影简史》三联书店2002.12
许江主编《地之缘：亚洲当代艺术的迁徙与地缘政治》，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11
程光炜《中国当代诗歌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2
矶崎新《反建筑史》香港科文出版公司，2001

这书编的不错,只是信息量过于满了,看完了不容易给人深刻印象.

也是读书之后感~~~~~~~~~~看往事并不如烟~~~~~~~~转贴




蓝色飞鱼

　　章诒和女士新著《往事并不如烟》因事涉“反右”、“文化大革命”、自由
民主派等“敏感”问题，近来反响颇佳。虽说此类题材如今并不稀见，但作者仍
凭着她特殊的家庭身份（中国民主同盟领袖章伯钧女公子）、特殊的家庭交往和
凝炼婉致的才情，赢得了众多的读者。笔者对于此书所载储安平、聂绀弩两先生
自由独立的气概和张伯驹先生的散淡情怀，深怀敬重。斯人已逝，愿他们在天堂
安息！但就整体评价而言笔者并不太认同以孙郁先生为代表的一些评价，“（作
者）以亲历的笔触，讲述昨天；用血泪之迹，雕刻远逝的灵魂，既得史家之魂，
又多诗人情致；既有《史记》遗风，又带鲁迅的悲怆，读后令人回肠荡气：历史
的悲剧与人性的美质间的冲突，把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风云都烘托出来了”
（见原书封底），这段评论不太合于此书真精神。“真精神”者，未必就是作者
本意，而是作品离开作者之后所单独呈现的思想信息、精神谱系。《往事》意在
为一群特殊年代里的大知识分子绘制“圣像”，即“用血泪之迹，雕刻远逝的灵
魂”。当然，作者也表明自己无意画“圣像”而仅希望使他们免于“遭受藐视”，
但今日既非“反右”亦非“文革”，自由主义正冉冉升上神坛，甚至谈之、论之、
与之谬托知己都已成为知识界新时尚，何“藐视”之有？当然作者也写了不少知
识分子的“缺点”，但那只是“小事”，“小事一百条也不要紧”（罗隆基语），
关键是在大问题大原则上她是如何为他们画像的。书中有三个大原则：（1）反
抗专制之自由主义精神；（2）与革命标准扞格不入的旧式美德与情感；（3）真
正贵族绅士式的文化风度。依此三点，章女士虔敬地为他们绘制了一组亲切动人
的“圣像”。但读罢全书，我深感此书自相矛盾，感到有许多片断和细节出人意
料地溢出了作者的约束、规范和控制，逾出了此书所设置的边界。作者一心想塑
造“圣像”，但那些四处横溢的细节偏偏显示了自己的“真精神”，让我们目睹
了“圣像”的倒掉。故未读此书时是有不少的景仰，读过之后，感动仍存，但多
少多了一些失望与倦意，以及对作者和我们共同置身的某种话语方法的怀疑。

　　在此书中，知识分子的精神特质最要者在于反抗专制追求真理的自由精神，
“自由——这个概念的内涵对知识分子来说，是最最重要的，也是最最宝贵的。”
凸显知识分子的自由精神，是此书倾以浓墨重彩、写得也最为打动人心的部分。
比如她写著名报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储安平之死，“是最后的修炼”，“他用
死维持着一种精神于不坠，完成了一生的人格追求”，虽然储的死况至今未明，
但我很感动于作者对储临终状态缺乏实据的抒情，也愿意认可她的评价，“鲁迅
认为：‘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鲁迅属于‘真的知识阶级’，储安
平也属于‘真的知识阶级’。”这样的知识分子和其他阶级中的优秀人物一样，
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脊梁”。但读罢全书我是失望的，因为储独立之“气节”
可能仅有个案的意义，可以诗化却未必可以代替对知识分子群体的整体认识。正
如穷人并不天然地就具有道德上的优势一样，复杂的知识分子群体也并非天然地
就是反体制的自由斗士。这在另外两位更著名的民主人士罗隆基和史良的身上就
可以看出来。作者是将罗隆基看成一个有些个性“缺点”的西方现代民主政治的
信徒的，但考以罗之处世行事，我们可以看出他的“缺点”并非止于性格层面，
而与其知识结构、思想承传有莫大关系。罗非常迷恋权力，特别讲究等级和气派，
总爱和别人比级别、比待遇，碰到比自己级别高的他就不服气，比如他有一次找
体育馆要票不如意，大发脾气，“为什么党员部长可以坐主席台，而我这个四级
部长却不能？主席台的请柬都发到哪里去了？”对比自己级别低的他则要明确地
划开等级界限，比如一次入川视察，他大摆官谱，坚持单独坐一辆小轿车，拒绝
别人与他共乘。这些确是“小事、琐事”，但却是可以以小见大的点点滴滴。在
这一点上，和罗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章伯钧就比女儿看得透，他说，“也难怪努生
把坐车的事看得那么重，因为在缺车少油的中国，坐小汽车是个权力和地位的标
志。”罗如此重视权力并习惯于从权力中感受自己的人生价值，应该是中国封建
传统里的专制思想、权力崇拜在作祟，而与他师从的拉斯基自由主义没有太大关
系。在史良身上，权力欲来得也不弱。 63年民盟中央主席沈钧儒病逝，史良因
在57年反右中“反戈”有功，满以为自己会接任主席，谁知最后仍是花落别家，
“据说，自那以后史良的身体一直欠佳。民盟中央的政治学习，她常请假。”罗、
史皆是熟谙英美自由主义法学的大知识分子，但就是在他们身上，仍有强烈的与
现代民主理念并不相符的体制迷思。这不免让人对所谓“中国自由民主派知识分
子”的自由精神与批判立场产生根本的怀疑。笔者最近与作家韩少功先生做了一
个访谈，恰好说到了这个问题。韩先生对于现在不少知识分子把反专制作为一种
标签使用很是不满，“现在反专制的人，不是在原则上修改专制，只是因为在游
戏中我出局，我非常愤怒。愤怒情有可原，非常值得理解和同情。但是他那种批
判不是规则的批判，而是分配结果的批判。不是修改规则，因为他们表现出来的
地方有些也是那种规则。”罗、史不就是这样？！他们不满于专制政治，并不是
专制规则本身悖离了自由，而是专制形成以后的权力分配于己“不公”，自己被
权力冷落了，被弃诸“野”了。确实，在此书中无论是民盟内部的章罗斗争，还
是所谓“章罗联盟”的垮台，牵动历史轴心的，主要不是关于自由、民主概念的
理论探索上的分歧，而是围绕着人事斗争和权力分配的反复角逐，这些知识分子
斤斤计较的主要还是个人或小团体的利害得失。此书从反面表明，自由、平等、
民主等基本启蒙理念，在现代知识群体中并没有成为一种信仰基准和人生原则，
而更多地是一种可以运用、转换或抛弃的知识系统，甚至是一种可以在利益场域
运作的文化资本。如此作论并无苛求罗、史等前人之意，因为即使在今天，把知
识、思想作为利益场上的博弈资本也是非常的普遍。像罗隆基这样的知识分子，
即使有幸当政大概也很难推行真正的民主政治，因为盘坐在他内心的权力崇拜、
宗派习气本身就是民主的威胁。事实上在中国从自由到专制往往可能就是迈一个
门槛的问题，这样的教训实在不少见。所以，作者动辄将这些知识分子视作自由
精神之代表的做法，是有待商榷的。现代中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即使在权力角
逐中成了失利者，遭受过不公正的待遇，也并不天然地就意味着他们是“真正的
知识阶级”。

　　章诒和女士把“自由”不假思索地当成了知识分子天然的标签，但她没想到
的是，恰恰也是她自己拆解了这一神话。《往事》还回忆了大量的知识分子的
“有德”“有情”之事，其中既有个人品德，也有朋友之间的君子之交和亲人之
间的相濡以沫。不少地方甚是感人，比如史良在丈夫不在的私人场合拒绝与男人
合影，以其“有容、有执和有敬”的大家闺秀风范赢得了苏联专家的极大尊敬，
比如张伯驹老夫妇步行从地安门到建国门去看望章伯钧去世之后的章家母女，仅
为看她们一眼，“放心”。当然，作者也如实地回忆了很多批判、反目、背叛之
事，比如史良对章伯钧的“反戈一击”、蒲熙修对有着“十年亲密的朋友关系”
的罗隆基的发难，但这些被特定的话语弥合了，因为这些不堪之事皆是专制高压
的结果，背叛者本人是痛苦的，他们后来也往往得到了谅解。这表明，旧式美德
与情感在这里，不但得到了最好的保存，甚至历经劫难还焕发了新的生机。不能
说这些不是事实，但另外一些细节的存在不能不动摇我们的向往与敬重。比如被
作者赞不绝口的史良的婚姻，就多少让人对这夫妇二人的品行产生一定的怀疑。
作者看到的是，小陆对史良“照料之周，体贴之细，令所有的男人自愧弗如”，
还“无比忠诚”，模范至极，但稍作深究，我们就可以看到作者观察的浮浅：其
实小陆很有可能根本不爱史良。小陆“年轻英俊”而史年老貌丑（据照片），小
陆在国外读书时还“和一个漂亮姑娘关系密切”以致不愿回国见史，但史有名、
有钱、有势，小陆出身低微，出国、读书包括后来的工作全是史良通过自己或朋
友（如宋庆龄、周恩来）一手包办的，史良一怒小陆前途就要化为泡影，所以，
这桩婚姻是一桩交易还是两情相许，实在不难看清楚。至于小陆后来对史良“比
保姆还保姆”，“在史良成为部长后，他一门心思都扑在妻子身上。人前人后，
常常是‘史部长’、‘史部长’地叫着”，是不是夹杂着被迫、无奈乃至虚伪呢，
而史良的大家闺秀风范，也有可能只是在公众场合的刻意表演。所以，读至书中
所写晚年史良挥动着白手帕“以忧伤表达出来的至爱”，不免多了几分疑心，难
以感动。与史良相比，康同璧更被作者视为老派美德稀有的见证，但就是这位知
书识礼的老人，表现出了极端的自私，比如她为了让女儿罗仪凤长期照顾自己，
竟“不愿意女儿和男人来往”，一次同仁堂的乐家大姑专门来说媒，“没几分钟，
康老就把乐大姑撵出了门”，这种变态的自私与《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又有多少
不同呢？史、康对待亲人尚且如此虚伪、自私，她们对待朋友又能够真诚到哪里
去呢？这就不免叫人怀疑作者倾心不已的“有德”、“有情”恐怕大半也是她雾
里看花的结果。其实就书中所见，这些知识分子待人接物都重在“礼数”，而缺
乏“知心”之谊，表面上醇味悠长，实则疏远，各各心里树着一堵高墙，很少彼
此交流自己内心的情感。他们不愿将内心示之于人，也缺乏理解他人的兴趣与能
力。就以作者论，她交往过这么多的知识分子，但她对他们身世、情感和遭遇的
了解实在泛泛得很，书中那些动情描写，多半是写书之时揣测、臆度而成，人物
内心是否真是如彼，未必经得起推敲。

　　关于贵族绅士式的文化风度，是作者最津津乐道的。但她关于张伯驹夫妇、
康同璧母女讲得越多，就越显露出她对现代知识分子精神理解的南辕北辙。在现
代中国，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他真正可贵的素质在于对正义与良知的承担，在
于对自由、平等理念的不懈探索及实践，在于对国家、社会现实责任的担当。而
书中的贵族气质是什么呢，一是品茶论诗（旧诗），再就是生活的考究了（作者
写得最细致的），比如一条毛巾顶多只用两周才算文明，比如要经常去名店吃西
餐（奇怪地是章家所结识的知识分子无一例外地热爱吃西餐，在自己吃过的无数
次餐宴中，作者也只愿把吃西餐的氛围与情调拿出来一次又一次地写），当然，
在店里吃西餐还未见品味，罗仪凤在家里招待客人的西餐才叫上等气派，吃一次
西餐要换两百只盘子！康家连装豆腐乳的盒子都是很讲究的，盒子要六只，分别
装什么致和豆腐乳，广东腐乳，绍兴腐乳，玫瑰腐乳，虾子腐乳，等等，每种腐
乳都要二十块，每二十块放在一个盒子里，绝不可相混……作者对此非常留恋，
反复称这是“艺术化”“审美化”的优雅生活方式。但这些回忆除了能激起今天
部分中产阶级的向往之外，并不能让人对所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增加丝毫敬意。
在那样的年代，有谁愿意相信一个热衷于饮食吃穿的群体会是真正社会良心的代
表！

　　反抗专制、旧派美德、绅士风度，是作者用以画制现代知识分子“圣像”的
三件法宝。然而恰在这三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知识分子精神的驳杂性，看到“圣
像”的倒掉。但为什么章怡和女士自己未能意识到“圣像”已经倒掉呢？这就在
于她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趋附与迷恋。章女士理论水平有限，但她对目前流行
于知识界的自由主义的一套叙述方法还算是大体掌握了的。自由主义之核心在于
自由概念，而自由概念因为社会各阶层生存状态的不同而呈现为不同的内涵，比
如底层群体可能将它理解为“免于匮乏的自由”，知识群体则可能将它理解为
“思想的自由”、“表达的自由”，所以谈论自由是需要考虑具体的社会语境与
各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的 “对话”现实的。但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从知识阶
层的片面立场出发，将自由理解为“思想的自由”，理解为为了思想之自由而反
专制、反体制。《往事》形散而神不散，其“神”就在于这种反专制的意识形态
迷思。全书有一句点睛的话，是康同璧说的，“右派都是好人，大右派就是大好
人”，这种完全经不起推敲的话，与反体制叙述的内在精神是一致的：凡受到体
制压制的人就是好人，凡压制好人的体制就是应该被憎恨的。这种反体制叙述被
作者努力灌装到所有的“片断往事”之上，在有的人物（如储安平、聂绀弩）身
上确实可以见出自由精神的光芒，在有的人物（如史良、罗隆基）身上则似是而
非，在有的人物（罗仪凤、康同璧）身上就不伦不类了。而且，作者本人对于反
体制的认识实在也是知表而不及里，事隔半个世纪，并没有比她当年的“罗伯伯”
（罗隆基）前进半步：即只反对与己有害的体制，而对与己有利的体制却向往有
之。这在《往事》中往往不被人注意，比如作者一边激愤批判极“左”体制，一
边却又很有兴致提到一个“林女士”。作者虽见过她多次，虽然她算卦奇准，但
因为她实际上只是一个依赖康家生活的女佣，身份很低，故作者对她的名字、身
世全无了解或写出来的兴趣，但是，对于她的“谦恭顺从”的姿态，作者兴致勃
勃，反复渲染，对她为忠心耿耿为康家守着各种遗物也大加描绘，欣赏之情，溢
于言词。这不就是一个旧戏曲里常见的“义仆”形象？在贵族（封建）体制下，
“义仆”是贵族对穷人的一厢情愿的一种设想：人的命，天注定，你们穷人要安
分守己，要做好仆人的本份（或曰“职业伦理”），贵贱有份，那是没有办法的。
对林女士形象的不自觉欣赏，充分表明作者对于体制的反思仅止于诅咒体制曾经
给自己或自己所属阶层带来的伤害，而不是对体制本身的挑战与反省。

　　说到底，《往事》缺乏真正的历史反思，它所做的，主要是鲁迅先生所批评
的那种以计较个人利害为原动力的控诉式表达。章诒和女士对于知识分子“圣像”
的塑造以及她所依附的自由主义反体制话语策略，都是需要深刻反省的。迄今为
止，中国并没有真正的自由主义思想，百年来西方的自由精义，不过如一颗被风
吹起的种子，并未在中国的权力文化土壤中找到落地生根之处。中国知识人若欲
成为“真正的知识阶级”，还有漫长的道路。

不知道疯风那里的手抄本的聂坩弩诗集还有没有~~~~端的是想念的紧啊,去书店查过没有诗集只有杂文一本,看着  不如诗过瘾啊,上面的<往事并不如烟》里提到了老聂，真性情真汉子~~~~~

有《聂绀弩诗全集》，学林出版社出的。

联想到60年代美国镇压亚洲的民主楷模,法国知识分子群起而攻击之,只是他们不知是如何忘记的~~~~~~彼时的法国正在非洲某殖民地镇压某民族的解放独立素求~~~~~~~

有关中--西方古代交流的材料

……大约在公元前三千七百年特里波里村(乌克兰)的螺纹彩陶代表着一个影响广泛的文化中心（波及到波西米亚和中国）
……大约在公元前一千九百二十七年，有证据说明，当时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之间有文化交流。

……在公元前750至700年间，“……来自突厥斯坦和西西伯利亚的斯基泰人从辛梅里安人手中夺走了南俄罗斯草原。
……“一支斯基泰军配合亚述的行动方针，进入彭蒂斯，打垮了最后一批辛梅里安人（约公元前638年）
------希罗多德还告诉我们，公元前480年，当泽尔士入侵希腊时，他的军队里还有“身穿棉服、肩荷竹弓和铁头竹箭”的印度人。”

……大约在公元前四百零六年左右在中国，周朝后期的青铜器中普遍采用的纹饰图案，代替以前的饕餮纹，这种风格同“欧亚动物风格”有联系的亚述－巴比伦的美索不达米亚对斯基泰艺术的早期作品所产生的直接影响有着不可辩驳的证据

……在德国南部黑海边，出现斯基泰人（游牧民族）的使用艺术，具有刚劲有力的“欧亚动物风格”。这种风格再后来几个世纪里几乎传遍了整个大欧亚地区（约公元前４00年被希腊艺术所排斥）

……在西域佛教艺术，如和田、米兰、库车石窟艺术中虽然表现肉感不似印度那么强调性征，但在几何形体构成、美的和谐、“真”的形象方面可视作希腊一罗马一犍陀罗艺术的延伸……”
……俄罗斯—亚洲草原地区有文化室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和中国文化交流的桥梁。草原美学以这种方式在南俄罗斯草原上存在了长达几个世纪之久，并具有明显的向东发展的倾向，我们将会看到这种发展一直抵达蒙古和中国。

《南史·于阗传》有载：“于阗者，西域之旧国也……大同七年（541），又献外国刻玉佛。”
……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托勒密、希波克拉底、盖伦的著作随着异端的基督徒——基督一性论派与聂斯脱利派以及受拜占廷迫害的犹太人而流传到东方 。

一套不错的工具书：〉
政治和军事分册、科技分册、哲学宗教和教育分册、美术分册……

《人类文明编年纪事》-----比如中西方交往的材料，公元前的就可以查到：

-3300年---美索不达米亚与印度海上联系
-2000年----出现万字图形（埃及史前、苏美尔）
-1600------埃及军队远征亚洲和努比亚
-1600------印度-伊朗人乘战车从俄罗斯南部入侵西亚
-1550------青铜文化由中亚传入中国
-1500-------中国也出现战车
-1200-------美索不达米亚与中国的联系
-1110-------埃及使者到中国
-600/-406--------欧亚动物风格
-600------中国印度西亚间丝绸贸易
-539------占星术传入波斯
-300------印度与中国之间海上往来……
西单图书大厦有售

《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授课大纲（附参考书目）

葛兆光
2004-04-07 02:50:49 阅读 43 次
象牙塔根据台湾大学历史系网页提供WORD文档编辑整理

引言：近年来中国大陆文史研究领域的一些新变化
　　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变化
　　二、常识的变化：关于重建学术研究的基础
　　三、基础的动摇与瓦解：以国家、传统、现代为例
　　四、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中的实例
　　五、文史领域：关注重心与使用资料的变化
　　六、小结

【建议阅读文献】
史华兹（Benjamin Schwartz）《关于中国思想史的若干初步考察》，张永堂译，载《中国思想与制度论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76。
丸山真男《关于思想史的思考方法——类型、范围、对象》，载丸山真男《福泽谕吉与日本近代化》，区建英译，学林出版社，上海，1992。
余英时《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载余英时《历史与思想》，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76，1992。
李弘祺《试论思想史的历史研究》，载韦政通编《中国思想史方法论文选集》，大林出版社，台北，1981。
黄俊杰《思想史方法论的两个侧面》，载黄俊杰编《史学方法论丛》，学生书局，台北，1987。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册《导论：思想史的写法》，复旦大学出版社，上海，2002。

第一讲：什么可以成为思想史的资料？
　　一、思想史研究如何感到资料的局限和局促？
　　二、不在过去思想史视野范围里面的各种资料
　　三、思想史怎样才能充分运用这些资料

【建议阅读文献】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吕思勉《史籍与史学》，收于《吕著史学与史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程郁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王汎森《什么可以成为历史的证据》，《新史学》第8卷第2期，台北，1997。
葛兆光《什么可以成为思想史的资料？》，《开放时代》2003年第4期。

第二讲：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与思想史研究
　　一、历来的考古发现对学术史之影响
　　二、70年代以来考古发现和思想史的再认识
　　三、思想史的观念如何改变才能回应不断出现的考古发现

【建议阅读文献】
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95。
裘锡圭《中国出土简帛古籍在文献学上的重要意义》，载《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集刊》第一辑，燕山出版社，北京，1999。
李零《中国方术考》（修订本）、《中国方术续考》，东方出版社，2000。
葛兆光《思想史视野中的考古与文物》，《文物》2000年第1期。
刘乐贤《简帛数术文献探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第三讲：关于图像的思想史研究
　　一、关于图像研究的一般思路
　　二、古代中国图像的举例分析
　　三、图像是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建议阅读文献】
Wu Hung（巫鸿）：The Wu Liang Shrine：the Ideology of Early Chinese Pictorial Art，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邢义田《武氏祠研究的一些问题——巫著<武梁祠——中国古代图象艺术的意识形态>和蒋、吴著<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读记》，《新史学》八卷四期，台北，1997。
赵化成《汉墓壁画的布局与内容——兼论先秦两汉死后世界信仰观念的变化》，载许倬云、张忠培主编：《中国考古学的跨世纪反思》（下册），香港商务印书馆，1999。
孟嗣徽《炽盛光佛变相图图像研究》，《敦煌吐鲁蕃研究》第二卷，101-14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栗山茂久《身体观与身体感——道教图解和中国医学的目光》，《古今论衡》第三辑，147-154页，台北，1999。
景安宁《元代壁画——神仙赴会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王尔敏《中国近代知识普及化传播之图说形式》，载其《明清社会文化生态》，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
陈平原、夏晓虹《图像晚清》，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李孝悌《上海近代城市文化中的传统与现代——1880至1930年代》，载李孝悌《恋恋红尘——中国的城市、欲望与生活》，一方出版有限公司，台北，2002。
葛兆光《思想史视野中的图像》，《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

第四讲：作为思想史资料的古中国舆图
　　一、地图与意识形态
　　二、古中国的世界地图里的“天下”观念
　　三、上下与内外：明代海防图
　　四、古代中国方志地图中的“大公无私”
　　五、香港地图、台湾与朝鲜地图、“全国山河一片红”事件以及“领土”的政治观念

【建议阅读文献】
《中国古代地图集》三册，文物出版社，1997。
菲利普·艾伦（Phillip Allen）的《古地图集精选》，猫头鹰出版，台北，2001。
周明敏主编《地图中国》，香港科技大学图书馆，2003。
姜道章《二十世纪欧美学者对中国地图学史研究的回顾》，《汉学研究通讯》总66期，169-177页，台北，1998年5月。
海野一隆《地图的文化史》，中译本，香港中华书局，2002。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Vol.2，book.2：Cartography in the Traditional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Societies，J.B.Harley and David Woodward Edit，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
织田武雄《地图の历史——世界篇》，讲谈社，1994。
葛兆光《天下、中国与四夷──古代中国世界地图中的思想史》，载《学术集林》第十六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
葛兆光《古地图与思想史》，载《二十一世纪》2000年10月号，总六十一期，香港中文大学。
船越昭生《坤舆万国全图と锁国日本——世界的视图の成立》，《东方学报》四十一册，684-685页，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70。

第五讲：文化史与文明史：以宋代为例
　　一、从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说到文化史与文明史的差异
　　二、什么是“文明史”研究的内容？
　　三、一个文明史研究的案例：宋代文明同一性的生成

【建议阅读文献】
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Ⅰ《西方国家世俗上层行为的变化》，王佩莉译，《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Ⅱ《社会变迁文明论纲》，袁志英译，三联书店，1998，1999。
阴法鲁、许树安主编《中国古代文化史》三卷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朱瑞熙等《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葛兆光《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中国思想史第二卷》第三节《国家与士绅双重支持下的文明扩张：宋代中国生活伦理同一性的确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第六讲：知识史与思想史：以西洋天学进入中国及其对传统思想的影响为例
　　一、问题之一：为什么我们要讨论西洋天学
　　二、问题之二：思想史能否关注更广阔的知识背景
　　三、西方天学知识传入中国的历史
　　四、在“体”、“用”、“道”、“器”之间

【建议阅读文献】
方豪《方豪文录》，北平上智编译局，1948。
朱维铮《走出中世纪》，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江晓原《天学真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
黄一农《通书——中国传统天文与社会的交融》，《汉学研究》14卷2期，台北，1996。
艾尔曼(Benjamin Elman)《晚明儒学科举策问中的“自然之学”》，雷颐中译文，载《中国文化》第十三期，中国文化杂志社，北京，1996。
冯锦荣《明末清初士大夫对<崇祯历书>之研究》，载《明清史集刊》第三卷，香港大学中文系编，1997。
葛兆光《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中国思想史第二卷》第三编第一节《天崩地裂（上）：当中国古代宇宙秩序遭遇西洋天学》、第二节《天崩地裂（下）：古代中国所绘世界地图中的“天下”、“中国”和“四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第七讲：法律史、社会史与思想史：以传统社会中白天与黑夜的时间分配为例
　　一、关于古代中国时间分配问题的研究
　　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传统的日常生活秩序
　　三、月黑风高与杀人放火
　　四、夜聚晓散与图谋不轨
　　五、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元夜观灯的意义
　　六、城市生活与乡村秩序之间：传统日夜秩序的瓦解

【建议阅读文献】
杨联陞《帝制中国的作息时间表》，载《国史探微》，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91。
陈熙远《中国不眠夜——明清时代的元宵、夜禁与狂欢》，“中国日常生活的论述与实践”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2002，见http://www.ihp.sinica.edu.tw

第八讲：如何研究观念史？——以“心同理同”这一普遍主义观念的历史变迁为例
　　一、什么是观念史的研究？
　　二、超越一切的“理”和“心”：“东海西海，心同理同”在南宋时代的重心
　　三、无论东海还是西海：明代中后期王学与西学之进入
　　四、经典的理解和解释：对于外来观念和知识的接受方式
　　五、从“异”而“同”：晚清以来西方的冲击以及“心同理同”的普遍主义真理观

【建议阅读文献】
诺夫乔伊（Arthur O. Lovejoy）《存在巨链》第一章《导论：观念史的研究》，张传有等译，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
《中国宗教思想1》，《岩波讲座：东洋思想》第十三卷，岩波书店，1990。

第九讲：文化史与思想史研究的“视域”转换——以“唐宋”、“宋明”两个不同研究范式为例
　　一、唐宋作为一个时段的理由
　　二、创造性思想与妥协性思想
　　三、研究关注领域的转变：从关心创造性思想和新文化现象的出现，到关心思想与文化的制度化、世俗化、常识化
　　四、研究资料的转变：从思想家的经典著作，到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各种资料
　　五、研究方法的转变：思想史研究从哲学分析和历史描述，到社会史、法律史、生活史等等方面的综合介入

【建议阅读文献】
Patricia Buckley Ebrey（伊佩霞）：Neo-Confucianism and the Chinese Shih-Ta-Fu，American Asian Review，Vol.4，no.1（1986）。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的政治文化》，允晨出版事业公司，台北，2003。
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赵冬梅译，柳立言校，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包弼德（Peter Bol）《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This Culture of Ours：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刘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包弼德《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中国学术》第三辑，商务印书馆，2000。
田浩《从宋代思想论到近代经济发展》，《中国学术》总第十辑，2002年3期，商务印书馆。
朱瑞熙等编《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萧启庆《元代史新探》，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王明荪《元代的士人与政治》，学生书局，1992。
《剑桥中国明代史》，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Timothy Brook（卜正民）：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
岸本美绪《明清交替と江南社会》，东京大学出版会，1999。
井上彻《中国の宗族と国家の礼制：宗法主义の视点からの分析》，研文出版，东京，2000。
王尔敏《明清时代庶民文化生活》，岳麓书社，2002。

第十讲：思想史研究中的加法与减法
　　一、一个疑问：思想史是否仅仅是描述新思想的历史
　　二、被历史减去的：一些实例
　　三、思想史，如何做减法？
　　四、减法：是重写思想史的途径之一吗？

【建议阅读文献】
葛兆光《思想史，既做加法也做减法》，《读书》2003年第1期。
李璜《葛兰言与社会学方法》，载李璜《法国汉学论集》，珠海书院，香港，1975。
杨堃《葛兰言研究导论》，载《杨堃社会学民俗学论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97。
杨联陞的《道教之自搏与佛教之自扑》、《道教之自搏与佛教之自扑补论》，载《杨联陞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桑原骘藏《支那人间における食人肉の风习》，原载《东洋学报》十四卷一号，收入《桑原骘藏全集》第二卷，岩波书店，东京，1968。

第十一讲：关于日本思想史的研究以及它对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启示——以丸山真男的日本思想史研究为例
　　一、丸山真男对于近代日本思想史的理解和解释
　　二、丸山真男的两个方法
　　三、超越丸山真男的尝试
　　四、日本的，什么是日本的思想史？

【建议阅读文献】
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王中江译本，三联书店，2000。
丸山真男《原型、古层、执拗低音——日本思想史方法论につぃての私の步み》，《丸山真男全集》第十二卷，岩波书店，1996。
丸山真男《福泽谕吉与日本近代化》，区建英译，学林出版社，1992。
朱谦之《日本哲学史》，人民出版社，2002。
童长义《日本文化思想研究的主体性》，载《东亚近代思想与社会》，月旦出版社，台北，1999。
日本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著《近代日本思想史》第一、二、三卷，马采、李民等、那庚辰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3，1991，1992。
子安宣邦《作为事件的徂徕学：思想史方法的再思考》，朱秋而中译本，载《台大历史学报》29期，2002。
渡边浩《东アジアの王权と思想》，东京大学出版会，1997。
葛兆光《想象的还是实际的：谁认同亚洲？——关于晚清至民初日本与中国的亚洲主义言说》，载《台大历史学报》第三十期，2002。

【附：建议阅读的一般书目】：
一、《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田汝康、金重远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二、《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张文杰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三、《历史的观念》，科林伍德著，何兆武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
四、《新史学》，姚蒙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五、《马克思主义和史学方法论》，麦克伦南著，孙庆武等译，华夏出版社，1991。
六、《历史学家的技艺》，布洛赫著，张和声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七、《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蔡少卿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八、《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伊格尔斯著，何兆武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九、《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彼得·伯克著，姚朋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十、《解释过去了解现在：历史社会学》，王辛慧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编辑：陈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