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枭网评】民主的贤内助──为儒家文化翻案兼与晓波兄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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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一枭
五四以来，多数专家学者对传统文化抱有一种深刻的偏见和误解，认为传统文化根本上是反民主反自由的，只有彻底打倒砸碎，中国才有望走上民主新路。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强力扫荡和文化大革命的肆恣摧残，中华文化的废墟上一片狼藉。
在这个问题上，许多民主文雄、民运志士也持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敌对主义的态度，把特权腐败的根源、把制度造成的罪恶和专制本身统统归因于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在反特权反腐败反专制的同时，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衰微无力奄奄一息的儒家文化踢上几脚，如我所尊重的刘晓波兄，就对传统文化全面否定，认为它阉割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没有人性，只有奴性，早该后继无人了。余杰甚至牵怒于书法，把官场腐败怪罪到书法这门古老的艺术…。对此我只能说，精神可嘉，目标有误。
不错，西汉以来，儒学作为历代封建王朝的意识形态，当然有与君主专制臭味相投赋性默契的一面，但在整个封建时代，真正受到重视的是法家，统治者往往表面上标榜儒家，暗地里推崇法家，外儒内法，明儒暗法，各取所长，各有所用。较为宽容、开明的朝代，儒学占上风，特别暴虐、动乱的时代，则法家领风骚。
当代中国专制主义的主要文化背景，由亚西方的马列主义（明）与传统中最恶劣阴暗的法家文化（暗）结合而成，现代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学说苟合古代阴毒的法术势等帝王思想封建糟粕，集古今中外凶残欺骗阴谋阳谋厚黑之大成。所以，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一党专政，比起以儒家学说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君主专制更加变本加厉，专制程度更高、范围更广。野心家阴谋家造谣造假专家们張扬着所谓的社会主义文化，撕去了儒家那一片薄薄的温情面纱，打开了潘多拉盒子，中国就命定了落入更为邪恶的僭主专制魔掌和更为巨大的灾祸深渊，恶之花迎风怒放。
关于儒学与民主之间的关联问题，曾在学界引起长期争议，见仁见智，莫衷一是。萧欣义先生将新儒家有关于此问题的各种观点综合为四派：一是主张彻底打倒，推倒重来；一是认为民主人权不合东方国情；一是强调儒家思想完全符合民主、科学。最能涵盖全面、切合事理的一派认为，儒家思想中有浓厚的民主自由的精神，只不过在长期专制政治压制下，渗入了反民主自由人权的成分，甚至质变为专制的护身符，因此不能笼统谈反对或接受，而必须首先厘清种种混淆。对此已有不少儒学专家予以阐释，在下也在多篇文章中谈及。
二
儒家文化中除了包涵着浓郁的民本思想外，还蕴含着朴素的人道主义精神。人道主义作为一个思想体系，具体表现千姿百态，概乎言之，可归纳为维护人的权力、肯定人的价值、以人为本位，体现为自由平等博爱精神。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西方人道主义思想中，自由、平等居核心地位，而东方传统的人道主义的基础主要是博爱、仁爱。
在中国人文文化中，人道主义传统既以理论的形式分布于历代思想家的著作中，又作为一种实践活动体现于政治、社会、文化活动中及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它以儒家的仁爱精神为理论基础，以政府、宗族、家庭为依托，以存养鳏寡孤独、赈灾救荒、抚恤残疾者为实践内容。《礼记-礼运》描述的大同社会，就是一种充满人道主义理想的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孔子人道观的核心是"仁"，仁者爱人，强调"博施于民而泛而众"，反对杀戮生命和凌辱人格；在政治上孔子主张德治，以礼义道德教化万民；孟子的人道观体现在"仁政"思想上，例如，要让百姓有生存之产业，"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要"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要让百姓过上安逸的生活。后世儒家继承并发扬了孔孟的仁爱思想。唐韩愈的"博爱"，宋张载的"民胞物与"思想，与孔孟一脉相承。这些人道主义思想，渗透到封建朝廷的仁政政策和人民的日常伦理中，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把人道观变为实际的人道行动。
中国古代人道主义实践表现为以家族为基础，以政府为主导力量的社会性特征。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才出现救济院之类慈善机构，1780年瑞士才创立了残疾人福利院；在中国，周代就有专司"宽疾"职责的官吏，历朝历代都有由政府划拨经费、由专人管理的专管鳏寡孤独残者的社会慈养机构。
同时，在个人道德实践中，人道行动得到了政府的大力褒奖和社会的普遍支持。例如，在古代，一个人是否品德高尚、孝顺父母，往往会影响到他的社会地位。一个有孝行有道德的士人，会广受推崇，还可以被举入仕。这就激发培养了人的仁爱之心，使人道主义深入人心（当然，因有利可图，道德行为背后往往染上了浓重的功利色彩，成为假道学伪君子，这是另一个问题，此处不赘）。
三
孔子提出的以"仁"为核心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系，同时也是一种道德谱系。《论语》把中庸、礼、义、智、信、勇、忠、恕、孝、悌、温、良、恭、俭、让、宽、敏、惠、敬、和、爱、友、善、逊、廉、正、聪、庄都划归此一谱系之中。孟子以仁义礼智为"四德"，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为五伦，视仁义为最高道德典范。
不可否认，在封建专制统治下，传统道德模式受到别有用心的扭曲和利用，产生了许多负面作用，成为桎梏人性、束缚人民的工具。但传统道德并非是专制统治者的专利，其中一些道德富有永恒的魅力，一些内容值得加以借鉴和改造。孙中山就主张对旧道德赋予新的内涵，作出新的阐释。他曾沿用儒家道德范畴，提出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和智仁勇"三达德"。他在《民族主义第六讲》中对此说得很具体：
"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中国人至今不能忘记的，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这些旧道德，中国人至今还是常讲的。但是现在受外来民族的压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
此刻中国正是新旧潮流相冲突的时候，一般国民都无所适从。前几天我到乡下进了一所祠堂，走到最后进的一间厅堂去休息，看见右边有一个"孝"字，左边一无所有，我想从前一定有个"忠"字。象这些景象，我看见了的不止一次，有许多祠堂或家庙都是一样的。不过我前几天所看见的"孝"字是特别的大，左边所拆去的痕迹还是新鲜。推究那个拆去的行为，不知道是乡下自己做的，或者是我们所驻的兵士做的，但是我从前看到许多祠堂庙字没有驻过兵，都把"忠"字拆去。由此便可见现在一般人民的思想，以为到了民国，便可以不讲忠字；以为从前讲忠字是对于君的，所谓忠君的；现在民国没有君主，忠字便可以不用，所以便把他拆去。这种理论，实在是误解。因为在国家之内，君主可以不要，忠字是不能不要的。如果说忠字可以不要，试问我们有没有国呢？我们的忠字可不可呢？忠于事又是可不可呢？我们做一件事，总要始终不渝，做到成功，如果做不成功，就是把性命去牺牲亦所不惜，这便是忠，所以古人讲忠字，推到极点便是一死。古时所讲的忠，是忠于皇帝，现在没有皇帝便不讲忠字，以为什么事都可以做出来，那便是大错。现在人人都说，到了民国什么道德都破坏了，根本原因就是在此。我们在民国之内，照道理上说，还是要尽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国，要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为四万万人效忠，比较为一人效忠，自然是高尚得多。故忠字的好道德还是要保存。讲到孝字，我们中国尤为特长，尤其比各国进步得多。《孝经》所讲孝字，几乎无所不至。现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国家讲到孝字，还没有象中国讲到这么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
在我心目中，孔子是个平易、慈祥、高贵、富有人格力量、具有哲学智慧的小老头儿。他要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以仁、智、勇为根基，达到"不忧、不惑、不惧"的境界。他有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理想主义，他以仁、智为人格核心，展开忠恕的人格立场，推崇"杀身成仁"的人格态度。
比起孔子来，孟子更为可敬可爱。政治理论上，他继承了孔子的仁爱思想，策划了一套更有平民品格和民本思想的"仁政"。在人格上，他是一个"善养吾浩然之气"富于狂狷魅力的豪杰之士、"不召之臣"、大丈夫。"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作为儒家"亚圣"，对历代知识分子（士大夫）、对我的人格影响是巨大的。这一笔巨大的精神资源，值得我们去挖掘、开发。
既使从功利的角度看，一些异议分子民运志士对于民族、文化遗产表现出的虚无主义态度,也容易招致民众的疑惑反感，无异于自我放逐和自我孤立。其实在具体生活和斗争实践中，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崇高道德和高贵精神，往往与历代仁人志士一脉相承，也与他们深恶痛绝的孔孟之道千古遥接互相辉映。在《再谈刘晓波精神》一文中我说过，"刘晓波的高贵，体现于他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特立独行，体现于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悲悯之心，体现于为民请命的以道自任、当仁不当，体现于他'枪顶脑门子上不眨眼不低头'的大无畏硬骨头精神，体现于他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品格！"。
四
对于传统文化，全盘打倒、一概斥为酱缸垃圾，或僵尸迷恋、无条件赞美，都不是科学的负责任的态度。不但儒家文化中蕴藏着丰富的民本主义人道主义精神和深厚的道德资源，如果祛除某些封建糟粕，诸子百家，也都各富营养。如墨子的兼爱："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如道家以正治国的政治理想，法本于道的法律思想，少私寡欲的伦理思想和逍遥玄远的审美思想，都各极其妙。包括法家，那种相对严格地依法办事、不畏强暴的精神，也是值得镜鉴的。
在向世界先进文化特别是西方政治文明学习的同时，我们也应很好地珍惜、发掘、继承、复兴我们自己传统的珍宝，在民主自由等普适性价值的观照下，对博大精深的文化宝藏进行一番去粗存精、去伪存真、去劣取优的工作，以探索和创造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新文化。
至于文化与制度的关系，异常错综复杂，许多思想人士和民主斗士都是文化决定论者，先进如柏杨、勇烈如李敖也难以免俗。他们只强调文化对制度的必然性，而忽略了制度对文化的能动作用，只强调制度是文化的产物，而忘记了文化也是可以由制度改变的。这就容易得出一切不合理的现实都有难以改变的必然性的结论，无意中给专制政权推迟和抗拒政改提供了理由：瞧，一切都是文化的错嘛。你们要民主要自由，可咱中国没有那样的文化背景呀。一些党用文奴甚至把一切官场腐败、社会弊病、政治疾患一古脑儿推到文化身上。文化成了受气包替死鬼。当今官场腐烂道德崩溃，主要是制度造成的，但同时我认为，这与儒家价值体系被我党全面摧毁不无干系。
我也明白文化乃制度的大背景，许多问题靠单纯的政治体制改革不能从根本上加以解决，也赞同文化的养成比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以及制度层面，更带有根本性。但是，文化的建设，观念的改变、民主自由等普适价值的养成，也需要制度的创新、配合和引导，需要一个相对宽松自由的政治环境，需要突破蒙昩主义和专制主义的篱籓，让真正的先进思想文化获得完善有效的传播渠道，有适合民众理解能力和趣味的宣传形式，让民众获得精神滋润和思想启蒙。不然，一面滥用权力压制思想言论自由，阻绝先进文化的吸收传播和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禁止真理的自由探讨，一方面又将一切顽疾卸责于文化，岂非南辕北辙，岂非是文化的"难以承受之重"？结果必然是阻碍人类精神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改良，造成社会的停滞不前，并为新一轮的暴力革命的历史循环提供舞台。
而且，如果片面强调以改造文化去推动制度的进步，而忽略创新制度来推动文化的发展，就象倾西江之水以济涸辙之鱼，未免缓不济急。文化与制度之间，是可以互相影响、互相创造、互相能动的。制度与文化都是人的创造物，都需要也可以由人去改变。关键还是人，是党和政府有没有与时俱进的决心，能不能在创新制度创新文化的实践活动中发挥有益的作用，而不是相反，成为拦路虎和破坏者。
对于当今中国的一党专制，儒家文化有一定责任，但不是罪魁祸首万恶根源。它有缺陷有错误有丑陋的一面，嫁鸡变成鸡，嫁狗变了狗，被迫嫁给历代君主，它就成了专制的帮闲帮忙。但我相信，如果嫁给了民主自由，它就会去丑扬美去恶扬善，焕发新的风采永恒的魅力，成为大家贵妇人和民主贤内助，成为中华新文化大家族的重要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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