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去西藏
邱志杰

邢肃芝是江苏人，自幼出家，辗转于江苏各家寺院。16岁时进入四川汉藏教理院藏文专修科学习西藏语文。1936年毕业后在太虚大师身边，负责将太虚大师讲经和演讲的笔录整理成文，此时他的身份是碧松法师。1937年他设法突破当时的诸多隔绝与限制进藏。以后在拉萨三大寺学经的时候，他叫洛桑珍珠。洛桑珍珠在拉萨经过七年苦学，学得多种密法，经过公开辨经考试，成为第一个获得藏传佛教最高学位的拉然巴格西。1945年抗战胜利之际他返回重庆市，随身携带了西藏嘎厦政府摄政王写给蒋介石的密信。此时，他似乎已经决心结束出家生活，入世参政。是他主动向蒋氏建议在西藏发展教育，以便和不断强大起来的英国势力竞争，从而获得国民政府的任命，成为国立拉萨小学的第一任校长。他的前喇嘛身份使他能够做到一般的驻藏官员所不能做到的事情。直到国民党政权垮台前夕，西藏政府发动驱汉事件，邢肃芝被迫离开西藏。他的这些传奇经历，在1998年由四十多盘录音带整理成文，此即《雪域求法记——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
钱德拉•达斯是印度人，在加尔各达管理学院读书的时候受到英国人阿尔弗雷德爵士的赏识，把他推荐给了印度政府。1874年，他成为大吉岭菩提亚寄宿学校的校长。这是一所什么学校呢？它是专门用于选拔当地土著学生到台拉登去接受训练的。而台拉登又是一所什么学校呢？英国上校蒙哥马利在喜马拉雅山区创办的这座学校目的十分明确：将能够讲藏语，外形也容易化装成西藏人的尼泊尔、锡金和印度本地人训练成为职业间谍。大名鼎鼎的南•辛格就是这座学校的第一个产品。辛格在1865年徒步走到拉萨，硬是用双脚量出了禁城拉萨的地理位置。他通过测量水的沸点所推算出来的拉萨的海拔，和现代的地理记录相比误差只有一百来米。南•辛格成功归来之后，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给他颁发了一面金牌，授奖辞说，他是活着的人之中对于亚洲地图作出最伟大贡献者。南•辛格成为台拉登间谍学校的教师之后教出来的学生基申•辛格更过分，此人从印度徒步走到拉萨之后，居然一直徒步走到了敦煌，又走回康定，再回到拉萨，整整用了两年时间。
钱德拉•达斯本人也在台拉登间谍学校受过训练。他在1879年和1881年两次赴藏。“详细记录了他观察到的方位和距离”，“所到之处都以他一贯的一丝不苟的作风收集当地有价值的信息”。他的第二次西藏之旅的日记成为印度政府的绝密材料，一直到1902年才在伦敦出版，这就是我们手头这本《拉萨及西藏中部旅行记》。在书中，很生动地记载了他和他的助手如何用相等的步法来丈量距离，用念珠记数的手段。当然，这些事情是偷偷摸摸干的，在名号上，他们是佛法的求习者。而用来接近西藏高层人物、骗取庇护和信任的手段，除了做出虔诚的态度，更有效的，却是诱之以器物之利。
和当年满清朝廷的康熙、乾隆皇帝一样，在当时的西藏高层中，对于外来文化的兴趣，同样是始于对器物之利的认识。仲孜活佛贵为班禅喇嘛的总理大臣，为间谍钱德拉提供了种种方便，他本人居然还写过些关于摄影的文章。他还对天文仪器感兴趣，在与钱德拉的交谈中特别加以关注。当他看到棱镜罗盘仪和测斜仪的时候，居然一点都没有疑心两个外国人为什么要带这些东西进西藏？相反，他的反应是立刻表示：他想要一个六分仪、各种数学仪器、一箱药和天文学著作。不知道是不是读佛经中的宇宙论，读出了科学意识？因为这种兴趣，不知不觉中就站错了立场。最终落得成了“藏奸”，被十三世达赖喇嘛下令溺死在雅鲁藏布江中。溺死了还不解恨，还下令剥夺这位活佛的番号，不许他再转世。这一招数在50年后邢肃芝进藏时依然是管用的，邢肃芝的令人惊奇之处在于，作为一个汉人喇嘛，他居然相当精通摄影。路过某个贵族家里为贵族全家来张合影，这显然是建立起友谊和进一步接触的机会的一种非常手段，因为拍了照之后，还有印照片相赠的后续服务。进藏途中受阻，滞留在德格的时候，邢肃芝因为和玉龙土司夏果刀登有着摄影这项共同爱好而交情甚深，后者居然把自己的暗房无条件提供给这位汉人喇嘛使用。我们这位汉人喇嘛也确实把这暗房物尽其用，他把活佛的照片印出来送给别人供奉，结下许多善缘。邢肃芝能够在当时西藏地方政府极力排汉的历史条件下成功进藏，和他善于结缘的性格和个人能力是密不可分的。
而英国人能够进藏谋事，多半还是托了印度人的福，托了佛陀余荫的。钱德拉在西藏旅行，和腐败官员打交道，打点通融的手段直截了当，比如叫自己的仆人把某个藏军的中层军官灌醉，就能很轻易地问出一个地方的驻军数量。和普通老百姓打交道，最常用的手段便还是行医施药，和所有传教士在各种新地方笼络人心的老办法无异。而他的医药之术，用的却并非印度传统医术，而是西医。和宗教界和贵族的高层周旋，便大谈佛学。他在高层中因此便被唤作“印度班智达”，君子可欺之以方也。初始之时，宗教研究者、地理学研究者、人类学家和帝国主义的间谍这些角色之间，恐怕本来就是难于完全分得很清楚的。比如，明显具有间谍身份的钱德拉，他的笔记，最早还是发表在类似于《亚细亚学刊》之类的“纯学术”的刊物上的。
这位“印度班智达”钱德拉之觐见达赖喇嘛，其实也就是混在人群中远远地望了一眼，况且彼时彼世的达赖喇嘛尚为幼童，被这位钱德拉远远地看上一眼，想来还不至于会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影响。竟然就被当作英国人刺探西藏谍报史的伟大成就，其意义恐怕更多地在于突破了惯例。
神秘的政教合一的政体，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强大的传统惯例方得维持，改变惯例，是会有深远的影响的。但是因为并没有严格的律令条文来申言这些传统惯例，偶然性很大，解释的空间很大，人情和面子的弹性空间很大。找对了人的话，惯例的突破也可能并不困难。而惯例的偶然突破，一经被夸大为具有象征性，就会引发天翻地覆的变化。钱德拉和邢肃芝都是这样的惯例的突破者。凡事成事在天，谋事在人。天命人行，既未可知。内有作为的空间，知其不可而为之，事乃可为也。
另一方面，这些惯例和传统的伟大和不容置疑，实在只是对于不了解他们的下层百姓所制造的幻觉，真正的高层人物其实是深知它的人为性质的。当钱德拉到来的时候，那里的人民已经开始相信英国人是不可战胜的巨人的化身，西藏必须不远不近地与之周旋。其实嘎厦政府当年对于明朝廷、清朝廷乃至民国政府的态度又何尝不是如此？中央政权实力强大的时候，民族一家的叙述就义正词严。民国政府连日本人都打不赢的话，驻藏办事处的人说个话都没什么面子。感情和契约是靠不住的，经济利益和权力都比名分和传统强大许多，这一点每个深入在体制的高层的人全都心知肚明。
邢肃芝在这方面有着极为敏锐的观察力，他的叙述中充满了对于整个喇嘛教政教合一的权力金字塔的经济主义解读——对于藏传佛教抱有一厢情愿的崇拜的今天的小资们听到这样的叙述会感到不适。但是邢肃芝的身份确实是很具有说服力的。作为历史上第一个获得三大寺拉然巴格西学位，也是藏传佛教最高学位的汉族人，毫无疑问，他比谁都深入了这个体制的深处。他比今天那些进藏之前要先写下遗书的来自沿海都市的文学青年更深知利益和实力如何左右了这个体制的运作，他比那些在拉萨的酒吧里混着的各国青年都更了解当地人民的困苦。难能可贵的是作为成功地爬到了喇嘛教最高金字塔高处的拉然巴格西，他如果从自身利益出发，本来应该进一步为这座金字塔的合法性添砖加瓦。但是他说出了真相。当他写道“西藏号称佛国，但是这里的人民所受到的虐待，实在非别处可比”的时候，我被深深地打动了。这种真诚超越了出家人在家人的界限，超越了种族和文化的成见，这是在人的基本点上说话。
邢肃芝的《雪域求法记——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从一开始讲述自己幼年时在内地的和尚生涯，便对民国时期佛教界的现实处境多有着墨，尤其注重经济力量的左右。那时的庙子经常会被军阀、民团甚至警察霸占，财产遭人侵吞，于是寺庙里的方丈的主要工作并不是念经修行，而是必须擅长于世间法的应酬，八面玲珑地和各色人等周旋，才能保住庙宇。这样的幼年经历或许正是早早地伏下他日后重新入世的动机，是他成为国民党政府官员和“教育治藏”的关键人物的机缘，同时，也培养了他日后的交往能力和灵活性。
在他转向对藏传佛教的学习时，倒是举出实例讲了些神通，例如某某法师曾经在说法的时候升起坐在半空中给大家说法，神乎其神，书里没说是否他亲眼所见，可态度上是颇为虔信的。但是，这些对于喇嘛教金字塔的建构性力量，压不住他的叙述中实际上的解构性因素。
以当时的条件，入西藏求法的道路几乎不存在，惟一的可能便是拉关系，走上层路线。这时候，我们的碧松法师表现出了善巧方便，随机做事的世间法的大智慧，从来不曾拘泥于迷信。为了有人随同进藏，临时收了两个国民政府想偷偷派进藏区的电报员做徒弟，甚至于帮他们偷运电台进藏区。临行前，他认真地教徒弟化妆，教他们如何装聋作哑蒙混过关……严格来说，出家人不妄语，何况这等作为，其实已经接近间谍了。
毫无疑问，邢肃芝入藏的原始动机，是为了访求藏传佛教密法，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不得不采用谍报人员的做法。当时他也完全没有想到，一心访求密法的自己，会因为特殊的机缘，水到渠成地成就专业间谍所难于实现的作用。而钱德拉进藏的真实主观的动机就是刺探情报，是个不折不扣的间谍，然而为了能够混过关，不得不学一些藏传佛教的知识来掩饰身份。两个人动机不同，一个有意一个无意，形成了有趣的比对。只是世事变迁，各种力量此消彼长。在钱德拉到来时，驻藏大臣在西藏的威风十足很是令他嫉妒，而当邢肃芝在拉萨学经和办教育的时代，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已经灰头土脸了。
邢肃芝到达拉萨之后的叙述，十分详细地描述了喇嘛教作为一个经济体如何运作。这座金字塔的每一级都各有自己敛财的法门。
寺庙中的康村必须要不断地拉新人进来加入，因为新人初来乍到就得布施群哉；康村的财产实际上是以现代基金会的模式运作的，资产用于放租，债收不回来的时候他们也用讨债公司的做法，一群胖大喇嘛冲过去把欠债人揍一顿了事。铁棒喇嘛在腊月中的大愿节靠征收商户的罚款来发财；喇嘛们在大殿上念经时，从布施中得来的饭和茶中的油都可以拿到市场上卖。而当高层喇嘛争取当上堪布时，要公然进行大量的打点，而这些付出在获得职位之后是可以很快地收回成本的。要报考拉然巴格西，需要在三大寺范围内大放布施，有些学问精深的人，没钱放不起布施，就只能考个不用花钱的灵舍格西了事。所以，考得最高学位的人也未必是学问最好的人……如此等等。这些事情在俗世社会中说起来固然令人叹息，发生在号称虔信的喇嘛教内部，就很有喜剧效果了。邢肃芝把这些在我看来相当矛盾的事情解释为“福慧双修”——你经文读得好只是说明你修了智慧，你还得修福报，你没钱就说明你福报还不够，就自然不能考学位。这样的逻辑我就不懂了。
不管初始的主观目的是求法还是刺探军情，钱德拉和邢肃芝都是敏锐的观察者和忠实的记录者，也都同样有着为了达到目的不惜代价的吃苦耐劳和冒险精神。区别在于，钱德拉的目标始终如一，所见所触，改变的是一种客观知识，并不曾真正改变他对于西藏的情感。因此，除了是成功的间谍，他最好的可能是成为专家。而邢肃芝，或者叫他碧松法师，或者是洛桑珍珠格西，在行走的进程中，改变了自己的目标。他以访求密法始，而以参政终。他的旅途是认同感不断改变的过程，是在内在的情感与外在境遇不断交融的过程中养成了入世的使命感。当然，旅行者各有各的因缘，每个人都既在具体的政治地理和历史事件中旅行，也是在自己的生命道路上体验，我们这些后来的阅读者，过多地考虑得失和功过，也就太执著于世间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