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数的政治——对吴山专的意识形态解读
高士明
从严格意义上讲，民主从未存在过。
——卢梭《社会契约论》
赤字伪造者的“红色幽默”
1980年代吴山专所参与其中的中国“新潮美术”与其说是实验性的，不如说是政治性的。它不仅以一个重大政治事件（文革的结束）为起点，而且以另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天安门事件）为终点。更加重要的是，“新潮美术”一直是以革命性的前卫话语为旨皈，以整体主义的意识形态观念为背景的。然而，在大词盛行、充斥着革命-反叛意识和浪漫主义激情的新潮话语之中，吴山专却无疑是个异数。
在一系列早期作品中，吴山专借用了文革最具代表性的视觉形态（visuality）——铺天盖地的文字和铺天盖地的红色。当然，这只是文革大字报的一种视觉相似物，在此，文革记忆中那些最具真理性的内容已经被无数琐屑的日常事物取代了，这正是 “今天下午停水” 作为吴山专话语的首要意义：
“今天下午停水”作为日常通知紧挨着：不准堆放垃圾第三(季)度粮票可领土完整(以下残缺)16号楼倒混信箱买便宜石灰在观音桥对面根治痛苦病电话22104(位数正在上升)胎价修补娃(袜)底僧鞋万岁公告院长小便者打气2分绿化环境人人有责自白线内禁设摊位保护妇女儿童河底下有沟泥堵塞油漆招工精修国(产)手表垃圾箱刻字刻章立等可取弹花加工骆驼毛皮16号楼公共财产自觉地大坏蛋王小芳罚欠人民币5元转弯处危险……[1]
1985年的吴山专将自己定义为一个“赤字伪造者”，他是最早生产伪字的中国艺术家。他的伪字不但是意义的冒名顶替者，而且刻意地冒充那些“大是大非的字”——墙上的红字。在吴山专的世界里，红绝非简单的色彩，红是一种观念，一种意识形态的装备。红是正确、革命、正面、积极进步……总之，所有红字都是些大是大非的字。而吴山专所经营的，无非是这些大是大非的文字中的一个个错字、伪字，如同在完美的米饭中掺入一颗完美的沙子。然而，这颗沙子所引起的后果却令人惊愕：当文字具有大是大非时，伪字意味着什么？一张写着“今天下午停水”的别字奖状、私自镌刻伪字的“公章”、在写着伪字和错别字的旗帜（一个无可置疑的正确的事物）前宣誓……这一切又意味着什么？
在1980年代那场充斥着整体主义和英雄主义的艺术革命中，吴山专毫不掩饰他对琐碎、庸常事物的津津乐道（正如他崇拜街头的真理与智慧）；在文化革命或艺术革命的真理与口号中，吴山专充满迷恋地制造着他那些小小的完美的错误、一目了然的假相……这一切都可以被看作吴山专与那“崇高的意识形态客体”开的一个小小的玩笑——一种红色的幽默。那是个体的卑微的快乐，却比无数伟大的幸福、大写的幸福更加值得珍重。而这快乐的名称，“国际红色幽默”，同样是吴山专跟“国际共产主义”开的一个小小玩笑。
“吴的政治”与“吴的物”
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吴山专的政治已初露端倪。在他一系列散漫的工作中，潜伏着一种鲜明而独特的政治概念，超出了60年代以来国际当代艺术的政治想象。[2]
在吴山专自己看来，他所从事的是一种民主的政治。吴山专的政治与一切现行的政党政治、国际政治以及文化政治无关，他的资源是“墙上的政治” 和“街头的政治”，其中包含着日常的荒诞与幽默。通过一系列个体化的意识形态实践，他创造出一条“积极的个人化”的道路，一种“私人的政治”。与他的所有同代人相比，吴山专在政治化的道路上走得更深更远。
毋庸讳言，中国当代艺术1990年代以来在国际上的成功首先是政治的成功。从王广义对文革政治形象的符号化挪用，到黄永砯对中国古代文化资源的意象化发掘，再到蔡国强关于国际政治争端的隐喻性、节日化转义，中国当代艺术家对于政治的运用可谓丰富而精彩。然而，与西方艺术的政治对象一样，这一切针对和利用的都是既成事实的政治，被给予的（the given）政治，其基本表现是不同文化族群间的身份政治，而身份政治正是现代代议制政治的一种不可救药的简单化形式。
吴山专的政治不是被认可的政治，不是自然化的政治，不是既成事实的和对象化的政治。从形式上讲，吴山专的政治是文革政治与西方日常话语政治的双重对应物。然而，“吴的政治”的深刻与魅力却在于它是“吴的东西”——作为“例如物”的“吴的物”。如果说黄永砯创造出一个自己的图像形态（iconology），蔡国强创造出一系列个人化的奇观式的节日，吴山专却致力于编织起他个人的意识形态——一个私人性的、假的（因而无法判断对错的）、意识形态的相似物[3]。
吴山专的意识形态国度是由一系列“吴的物”支撑起来的。“吴的物”是一系列无用的、无意义的物，是一系列不明物体。其实艺术品本来就是一些不明物体，它们超出了我们所习见的意义，只是因为我们无法承受无意义的真实，所以它们的意义才必须由艺术史话语和博物馆机制加以追认。然而，意义一旦被认定，就不可避免地被纳入日常话语-意识形态之内。吴山专的工作就是尽可能地将被追加了意义的“艺术物”还原为无意义的物。在这个意义上，他的工作是艺术史中所讲述的杜桑的反题。吴山专坚持认为艺术品只是一些“例如物”，一些凑巧进入这一CASE的东西，就其本身而言并不具有任何意义，它只是偶然出场的证据，一些容器，“没有权力拒绝接收和存放”。由此，吴山专大胆地在博物馆和超市之间建立起一个物流的循环系统。在这一系统中，吴山专本身（每个人都有权不是吴山专）也就由艺术家转而成为劳动力、中间人、观光者，成为买-卖者和被买-卖者。相对于超市化的“吴的物”来说，他自身又可以被视为那个在博物馆和超市之间被不断误用的条形码。
在欧洲的十余年间，吴山专一直煞费苦心地研究和模仿着超市逻辑——他认为的资本主义的真理——购买即创造，从而将艺术关怀从（终极的）价值转换为（交换的）价格。价格依据交换价值，而交换价值取决于商品的有用性，“吴的物”却都是无用之物，无用主义正是针对资本主义逻辑的一种策略。无用之物不只是陌生物，也不只是被遗弃之物，无用之物还包括作为商品的“超市中的钱”——一个市场经济的价值论盲点。
加法与复数：非代表式的民主
吴山专的政治是独特的，其重要性的发显应以艺术界和学术界对自身习以为常的认识论基础的彻底反思作为前提。吴山专坚持认为自己的工作是民主性的。而我们对于民主的认识却总是与某种代议制政治联系在一起。代议制是一种代表性的政治制度，也即一种代理-中介（agency/medium）制度[4]。通过舞台化的代表会议，通过对抗性的辩论与表演，现行代议制度以其合法程序将公民的政治生活简化为“二者之间的选择”。然而可选择性却仍旧不是民主，因为选择总是在二者之间，非此即彼。况且，在这种现行的权力结构之内，无论是对权力的认同还是反对，无论站在争执的哪一方，我们都不可避免地成为代表式的。我们不得不成为政治主体，同时也无可避免地成为某物之“代表”。就艺术家而言，无论是女权主义还是男权主义，无论是西方还是非西方，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中心还是边缘、主导的还是被压抑的，都是迫使我们成为代表/代理人的程序。然而，艺术家为什么必须有所代表？一种非代表性的民主政治是否是可能的？在吴山专看来，要实现这一点，只有通过一种“加法”，吴山专的加法。
在吴山专最重要的文本《今天下午停水》中，他将这一文本自我界定为一个“文字的集装箱”。在他的概念里，通过劳动者吴山专的不断添加（如同文革大字报在墙上的反复张贴），这个难以归类的文本将达到一种文字的民主状态。同样，吴山专在欧洲的日子里始终将自己当作一个观念、符号与形式的垃圾箱，任凭各种事物和价值不断倾倒入自我的容器之中。这就是吴山专的加法。在此，民主并非简单的随机和无原则，而是一种本质性的复数状态。在权力系统内部无法达到根本性的民主，在一元的现实体系中，即使是对权力的反抗和革命都依然是独裁式的。惟一可以做的，是添加，使系统成为复数。或许，民主的形式就在于这微小的复数。吴山专的所作所为处处体现出这一复数原则：物权是人权的复数，单性主义是双性文明的复数（在吴山专看来双性文明只是伪装为双性的），伪字是文字的复数，私印是公章的复数，无用之物（因其无用所以可以派任何用处）是“大是大非物”的复数，国际红色幽默是国际共产主义的复数……。
不知道从何时开始，吴山专将“今天下午停水”发展为一套“吴的想法”（Wu’s thoughts），用来解释他关于独裁和民主的理念：
“今天下午停水”这一表达是独裁式的，因为它仅仅通告你停水，甚至不做解释，你必须无条件接受；“今天下午修水管”同样是独裁式的，它解释了原因，也提供了方法，却仍然限定在现行体制之内，结果依旧是“今天下午停水”,没有解决问题。
最后，吴山专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民主表达的“例如物”——“今天下午加水管”。在此，吴山专用他的加法使系统成为复数，这个动作虽然微小，在广阔的意识形态背景中，却具有深远的意义，正如同他设计的那个“完美的括号”，敞开又封闭，既标示出虚无，又意味着无限。
[1] 吴山专作品《今天下午停水：无知的力量》（可能是小说）的开篇。
[2] 1960年代之后的当代艺术是政治性的。在这个政治泛化和普遍化的现代社会里，艺术家无可选择地成为政治的主体。问题仅在于当代艺术以何种方式与政治发生关系。1960年代欧洲艺术界所投身的政治是一种以毛派的和福柯式的形形色色的左翼思想为底色的抵抗式的革命政治，这次革命透露出现代社会在其公共领域整一化的关节点所产生的分化（在此意义上，波普艺术是五月风暴的相关项）。此后一直到1980年代，欧美社会内部的政治运动大致可以被视为六十年代社会革命的一系列历史效应。当代艺术家们以行动主义（activism）的狂热投入到新社会运动的抗争之中。在此之前，现代主义者和超现实主义者们针对生活整体的革命已经疲惫不堪。新社会运动为艺术提供了新的革命对象，与以往不同的是，以前的革命对象是生活-现实，而现在，现实被分化了，社会与日常生活呈现为一系列争端，现实被解构为一幅不同观念相互冲突的镶嵌画。意识形态在日常化的同时破碎了。表象之镜破裂了，我们再也无法抵达镜子的中心或边缘，首要的图像是表述之镜内部的裂痕——意识形态的内部边疆（inner frontiers）。我们从这面破裂的镜子中看到的不再是完整如一的现实，而是彼此交叠穿插的现实的切片，是女权主义和男权主义的，西方与非西方的，是白人的和黑人的，是同性恋的和反同性恋的……这个由种种新社会运动以及后殖民理论所阐述的现实可以被看作是由中心-边缘、可见-遮蔽构成的一系列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运做。这种运做在政党政治之外和文化场域之中确立了众所周知的“身份政治”。身份政治是非革命性的，在身份政治意义上对政治正确性的追求只是表现为对革命姿态即弱势立场的争夺。这种政治的虚假和病态在于，在这个伪革命情境之中，中立就是无立场，就是右派，反动派如反女权、反反种族主义实际上是缺席的。于是，艺术的政治被简化为立场之争。这种典型的“意图伦理”使新社会运动重新落入了一种独裁式的革命逻辑。
[3]意识形态是个体与其真实的生存状态之想像性关系的再现，是主体表述、感觉、想象和欲望的体系。意识形态是将个体变为社会主体的东西，是不可回避的、自然的现实本身的功能，因而意识形态是我们难以知觉的，时刻笼罩、渗透着我们的。它不是社会和历史的计划，不是乌托邦，它是我们生存的背景，因而我们无法选择某种“意识形态”（无论是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我们生来就在意识形态之中。它每一时刻都是既成事实的。而惟其既成事实，它才是被给予的，惟其是“主体表述、感觉、想象和欲望的体系”，它才是“意地牢结”。它不是控制和提供一套狭隘的政治观念，却是界定现实与自我之参数的基本框架，它整合了现实，使现实在我们面前呈像，在我们不知觉中将现实转化为“二手现实”。
[4]在前现代社会的小村落中，公共场所与政治场所合一，因而公众舆论与政治意愿之间是直接畅通的。而在今天庞大的社会系统之中，政治场所却只是公共场所中的一个象征物，它由人民的代表们构成。然而，人民却往往并不太关心其代表们的公众表现或者其切实的代表性，而更加重视其美学视觉——人民希望看到自己。通过同一化的图像，通过各种同时转播、实时转播的集会、游行，通过报纸上无名者的照片、电视台对街边路人的随机采访，人们 “参与”了这场由媒体主导的政治“仪式”或“戏剧”。然而，按照吴山专的说法，这些只是“二手现实”（二手水），或者说是表象化的政治。在霍布斯的政治戏剧思想中，“人群”通过由惟一的统治者君主来表现，因而构成了单一的人民。这是代议制的第一种形态，统治者代表人民。如同戏剧中舞台上的角色代表作者。统治者既是人物，又是角色，而人民却是那看不见的作者。然而，当群众只有变为一个单数的“人”才可以被表述为人民时，群众在人民面前消失了，人民又具体化为单数的个人。随之而来的是：人民的政治权利既表现在统治者个人身上，又消失在他身上。在希腊城邦政治中，民主既不包含公民意愿的个性化，也不是其意愿的统一。与霍布斯的政治戏剧不同的是，希腊政治舞台上的人物角色不是一个作为代表的君主，而是多个。政治一致只是存在于形式中。人民与代表，作者与人物间的距离无法抹除，民主能够做的不是弥合此距离，而是尽可能久地把人民保持为这场戏剧的作者。在古希腊，剧场不是指人们瞩目的舞台，而是看舞台的地方，在那里，在那个今天被称为“观众席”的地方，人物是复数的。现代代议制的焦点始终游移于舞台和观众席之间，因为当今社会太过庞大，即便在观众席上坐着的，也只是一些霍布斯式的“代表”，他们在次一级的剧场中，是舞台上的人物。由此，霍布斯的政治戏剧成为现行代议制政治的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它不断提醒我们：民主一旦忘记了代表的不充分和不精确性，就会露出马脚。详细论述参见Le Passage de Temps: Modernite Et Nostalgie, p.143-160, Agacinski Sylviane, Éditions du Seuil, 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