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心目中的成都先锋艺术：生命、环境与互动
查常平
成都的先锋艺术圈的形成，和“719艺术家工作室联盟”的一段历史相关。
成立“719”的灵感，源于1996年夏季某天夜里，余极邀请众兄弟喝咖啡的对话中。大家一致同意建立松散的艺术家“独联体”，并得到多年来一直关注成都先锋艺术的学者查常平的回应。成立时间，选在1997年7月19日，命名为“719艺术家工作室联盟”，成员有“戴光郁、刘成英、曾循、余极、尹晓峰、朱罡、张华、罗子丹、查常平”共计九人，召集人戴光郁，学术委员有批评家岛子、王林、潘森等，查常平任常务学术委员。每月19日，聚会活动一次；联盟艺术家，每年至少参加一次联展和完成二次艺术活动；后经岛子提议，反复讨论形成了“生态艺术”的艺术理念和发展方向，定期向国内外的一些批评家如老栗、黄专等寄送文献资料。“联盟”“强调艺术家个体精神存在价值，尊重艺术实践的个人性话语生成方式”。
北京的先锋艺术家苍鑫，携夫人于2000年春节来到成都。他们在三轮车上谈起行为艺术，车夫兴高采烈地接过话头说：“行为艺术，我们成都有几个人很凶！”
和北京、上海、广州的先锋艺术仅在艺术圈内传播相比，我认为：“719”的最大成功，不在于它的个别艺术家的几件作品，而在于它在公众心目中对先锋艺术的拓展和造成的影响。我们从三轮车夫与苍鑫夫妇的对话中，便可见一斑。不用说，这种成功，还有从前致力于记录先锋艺术作品文献、而今活跃于成都的艺术活动家陈默，以及从20世纪90年代初再三转碾成都的温氏兄弟的心血，再加上一位美国艺术家贝特西•达蒙女士的劳苦。
在中国城市中，成都最突出的特征，是它的悠闲自由的市民生态和人文传统。1995年，借成都市政府改造府南河之东风，达蒙女士经艺术家戴光郁的协助，以《水的保卫者》名义实施了一次艺术活动。中外几十名艺术家，高举“府南河水质保护宣传周”的标语，昂首阔步地走在府南河两岸大街上，完成了几十件装置、行为艺术作品。成都的公共媒体《华西都市报》、《成都商报》、《四川文化报》等，首次向市民介绍了什么是行为艺术、什么是装置艺术。达蒙和艺术家们，一时成为了公共名星。尹秀珍来自北京，持续两天和观众一起《洗河》的行为，原来是用清水洗刷十立方米被污染的府南河水冻成的冰块。戴光郁的《搁置已久的水指标》，选择12个医用方盘、65升锦江河水样、若干黑白宣传照片、宣纸30m2等，方盘内的照片，经河水几天腐蚀后，人像模糊、残缺不全。它对观众的警醒作用，不言自明。《水的保卫者》艺术活动，1996年在拉萨举行第二回，在都江堰1997年举行《本源•生命》第三回和2000年第四回《释水》展。第一回展后，达蒙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了创作“活水公园”的项目上。
“719艺术家工作室联盟”的出现，为成都先锋艺术在公众心目中的传播，奠定了客观的基础。1997年10月，温普林一行中央电视台《美术星空》的摄制组成员，来蓉专题拍摄那里的先锋艺术的发展情况。于是，“719”的艺术家，提出在都江堰实施《本源•生命》“水的保卫者”第三回环境艺术展。艺术家们的出展方案，在学术主持查常平家得到了激烈的讨论，温普林、陈默和《成都商报》的著名记者余留文（后为《南方周末》资深记者）等也参与其中，气氛紧张、活跃、民主，唯罗子丹在安南索桥拣垃圾的方案，因观念普通、不愿修改而未通过。不久，他即退出“719”联盟。央视的专题播放，《成都商报》四天的连载，四川卫视的全球放送，从中央级到地方级都江堰的电视、报纸近十家媒体的全面介入，使《本源•生命》艺术展成为一次展开先锋艺术的启蒙教育、传播现代艺术福音的活动。尤其是《成都商报》，在唐建光主任的坚决支持下，以竞猜的方式首次开辟先锋艺术的连载栏目和开通电话热线，在一天内居然接到近千人的电话。公众对先锋艺术的热情，既感动了参展艺术家，也让许多当时的读者终生难忘。其中，一位刚下飞机的朋友，看到《成都商报》的竞猜消息，即使在电话截止后，依然希望记者倾听她的看法。她说：“她不是为了得奖，而是为了参与。”
从此，成都的先锋艺术家的每次活动和“719”的每回展览，都得到公众媒体的推波助澜。四川电视台的林强，成都经济电视台的主持人张欣宇、记者戚秦，《华西都市报》的记者杨明荣等，成为了几乎每次亲历成都先锋艺术的见证人。客观地说，罗子丹在此后几年，基本上每月一次的行为艺术活动，也是媒体关注的中心。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公众对于装置、行为艺术的认识。
《本源•生命》艺术展中，刘成英的作品《伸出你的手》，恰当地表达出了先锋艺术在成都广为人知的原因。艺术家自筹资金的展览、批评家无偿的写作、传媒记者对现代艺术的青睐、公众对悠闲平静生活的不满足，共同伸手创造了先锋艺术在成都的宽容、开放、理解的环境。“719”的艺术家，可以自由地在天府广场、街道、府南河岸、书店、电影院等公共空间实施作品，并且得到市民的积极支持和参与。毫不夸张地说，成都90%的市民，没有不知道行为、装置艺术的说法的。
在这个以速度为美德的时代，先锋艺术在成都找到了它的生存基础。刘成英，在1996年由王林主持的《听男人讲女人的故事》系列展览中的作品《W档案》，以名星的图片为标靶射击的对象。在邮局，他用慢件寄泥土、寄水；在地下室、都江堰古城墙、图书馆，他把自己的身体裹成木乃伊；他关注人与人的远距离交往、人与自己的生命处境的关系。“719”的另一位艺术家余极，在《本源•生命》展中，因《对水弹琴》一举成名；2000年4月，他又因《尤物之吻》“迫害”小鸡，遭到全国许多娱记的抨击。这是由顾振清策划的《人与动物——文化动物》系列展上出现的作品。该展览，沿袭成都先锋艺术一向注重生态的传统，把对自然物质环境的主题关怀，明确地引向自然的肉体生命体——动物界，地点是成都著名的三一书店。《天府早报》、《四川青年报》、《成都晚报》，都以大篇幅进行了详细的报道、讨论。其中，《四川青年报》文化版的编辑刘海岚，早已致力于对成都的公共文化环境进行专题清理。她对展览的客观报道，迎得了艺术家们的尊敬。而个别媒体的误导，在公众中也产生了对先锋艺术的负面作用。尽管如此，由于前些年“719”艺术家们的努力，《人与动物》展的公众效应，也是全国其他城市绝无仅有的。正是在这样的人文生态场景中，成都在2001年的8月，才迎来了第二届（OPEN）国际行为艺术节的胜利开幕。国内外艺术家近30人，持续十天在彭山、乐山和成都，完成了几十件行为艺术作品。但是，这次除成都经济电视台的客观报道外，成都的其他媒体，均对朱昱《复活节快乐》实施过程中，因医生失手导致生猪死亡的行为展开情绪的批评。艺术与生活的关系，艺术与法律、道德的差别，再一次继《人与动物》展后，上升为中国当代艺术最敏感的话题。
罗子丹离开“719”后，胡建和来自西安的艺术家周斌入盟。但是，1999年7月的《地下室手迹》展，最终标志着“719”的谢幕。毕竟，艺术永远属于个体生命的事业，任何集团式的生存运作，都背离艺术的规律。此外，“联盟”艺术家，共同在成都营造而来的宽松的先锋艺术生态，和三年前相比，已发生根本的变化。他们无需“联盟”的助阵，也能在任何地方自由进行艺术创作，且伴随媒体和公众的强烈关注。另一方面，“719”一开始，就不纯粹是艺术家的“独联体”，批评家的近距离参与，也许对艺术永远都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因为，艺术创作和艺术评论、感性实践与理性沉思在美学上，是一对矛盾。不过，正是这种张力性的东西，在成都这座充满市民精神的现代都市里，奇迹般地为中国先锋艺术的发展，创造出了一种独特的范式，一种公众与艺术的互动的范式。
基于这种范式的魅力，从四川美术学院毕业的宋永兴，欣然加入了成都先锋艺术家群。仅在2000至2001年间，他们共同《居安？思危？》，在官方的成都画院《执白》，在“3 •15”消费日质疑当代人无尽的消费伦理为《残骸》，“9.11”事件后同诗人合作共同举行《星期五——与声音有关》的诗歌朗诵活动，并向成都双年展射去偏离主流艺术轨道的《抛物线》。至于个体艺术家的行为，一直方兴未艾，从未间断。我想：为艺术而生存，构成了成都先锋艺术家们的永恒座右铭。（2002.3.18于北京）
※ 本文作者是《人文艺术》论丛主编、艺术批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