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中国——刘博智摄影展
Mobility/China  Photography by Liu Bozhi


主办：广东美术馆
广州集成图像有限公司
展期：2008年1月11日——2月17日
展厅：10、11及通道

可以说，世界其实有两个中国——一个是“本土中国”，另一个是“海外中国”。
人类翻开“地理大发现”一章之后，也就是在中国的明代中下叶时，中国人向海外移民的趋势开始形成，但真正大规模的移民运动，是与近代史同步的。
始于鸦片战争之后每况愈下的国家沉沦，始于周边国度（尤其是东南亚）未开垦的土地提供的温饱诱惑，始于北美洲淘金热和铁路建造浪潮所闪烁的富足梦境……从19世纪40年代年起，“到海外去”渐渐成为沿海中国民众的一种生存取向。
近两百年来，无论本土境况孰好孰劣，巨大且持续的生存压力导致中国向着海外的大规模人口流动从未消歇。保守估计，仅是从鸦片战争结束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这一时段，离境去国的中国人总数就超过了1000万，平均每年多达10万人以上。显然，从旅途到居留地，伴随着新移民的更多的是艰辛和磨难，但中国人的出国潮依然一浪高于一浪，甚至还不时还以畸形的形式（例如偷渡）表现出来。而海外栖息地的环境恶化、社会动荡、迫害频仍，又或者是对新出现的“金山”的憧憬，更是不断驱使着曾经的中国移民辗转走在继续移民的道路上……一个经典的说法是：有海水的地方就有中国人；而据不完全统计，当今世界上（中国本土以外）具有华人血统的人口总数已经超过一亿。
来自中国的基础移民——“猪仔”、“契约华工”、洗衣妇、佣人、垦荒者、小商贩、流浪汉——可能不曾料想到，以其为中心而带动的族亲式、地缘式、裙带式的海外聚集与扩散，很快就在他乡重构起了一个“中国”——一个虽然分散但却庞大的“海外中国”。尽管概念上与母国血脉相连，事实上的海外华人社会却是一个必然与本土有所疏离的独立世界，其间充斥着不同族群对于祖国难免变形了的记忆和个别经验，以及各自对中国价值观念的相去甚远的理解、选择和变通，堆积着迥然相异的方言、装着、用物、习惯、礼俗、符号……
成型的海外华人社会对于世界生活的影响同样出人意料：一方面，海外华人力量强烈且富有成效地参与了中国整个现代化进程——从孙中山的推翻帝制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之中；而另一方面，“海外中国”一经形成，便不可避免地被视作“本土中国”的自然延伸，从而成为外部世界审视中国的直接标本或窗口。某种程度上，西方对中国文化的基本解读以及继发而来的种种想像，大都取自这一似是而非的现成模型。换言之，在相当一个时期内，海外华人社会左右着世界对中国的观感与判断，西方对于“本土中国”的错觉、偏视或误读，即有不少缘起于“海外中国”。这种奇特的纠葛，使得“本土中国”与“海外中国”之间充满了复杂的、多义的、莫衷一是的连结。
身为海外华人中的一分子，著名摄影家刘博智有着从内部察看与记录其族群的独特便利，这也令他天然地具有一个既非西方也非本土的，相对公允且还能切入其中进行观察的优异位置。华人无比粗砺的生存能力，是一直令刘博智深深着迷的命题。至为重要的是，刘博智对于“海外中国”生态的关注是一个不曾中断过的连续过程，始于1968年的“华人生存形态”拍摄，延续迄今已经接近40个年头。同样可贵的是，刘博智的镜头从来都是广角的，他不会让他的焦点固定在某个或某些社区中，而是不停移向其所能到达的任何一处华人落脚点；他总是兴趣盎然，情不自禁地将目光投射在那些行将消逝的、但依然弥漫着生命体温的——从宏大到琐碎的——各种生活印记上：家园、场景、房间、暗角、物件、墙壁、招贴、刻痕、姿态、眼神、手势……自1969年从香港移居加拿大及美国以来，他的拍摄行程贯穿了北美洲、墨西哥、哥斯达黎加、尼多拉瓜、危地马拉、夏威夷、南太平洋诸岛、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支那半岛、泰国、缅甸、尼泊尔、孟加拉、印度、埃及、土耳其、希腊、意大利、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等地。以拍摄时间与空间的广度、以作品的系统性和密集性来衡量的话，可以说，在这个题材上，刘博智的成就迄今无人能以企及。
更加值得重视的是，在以惊人的韧性长时间纪录“海外中国”的同时，刘博智对“本土中国”的关注也异乎他人，这既表现在他的敏感和果决上，也体现于他的热情和投入的力度上。在改革开放刚刚启动的1979年，刘博智便不顾一切后果“潜入”当时依然处处严控海外人士的中国大陆，进行根本不被允许的纪实摄影活动。近30年时间里，刘博智回国达16次之多，足迹行经广东、海南、福建、广西、四川、西藏、云南、贵州、重庆、湖北、河南、北京、陕西、山东、上海、浙江、江苏、新疆、甘肃近20个省区。其以海外华人摄影家的视角对于“本土中国”的纪录与摄取，为“两个中国”之间的互相比对、互相观照、互相注解，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视觉文本。
拍摄依然在全球版图上流动的“海外中国”；拍摄在现代化潮流中变动不居的“本土中国”；在持续的不紧不慢的漫游中实现广义拍摄；在漫长的拍摄中还原一个民族的流动性宿命；在急速流变的他文化景观下捕捉永恒的母文化符号；在嬗变中的人种和表情背后确认相似的血脉……《流动·中国》企图直观母族与移民之间平淡而又强大的联系，以及这种联系的变幻，探究在逝去的时间覆盖之下亘古的不变。这个展览所展示的作品既是片段的，又是叙事的，每一孤立的画幅之后都自有动人故事，而不同的故事，则都互相缠绕着并且指向同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关于一个民族存在并且重新崛起的理由。


作者简介：刘博智
杨小彦  个人观察的纪念碑 刘博智其人其事及其作品

刘博智

1963年我小学毕业，炎夏，第三任外婆带我到她的老家，在澳门外的小渔村——氹仔。
她为我打开世界之窗。那六个半小时三等大舱的海上经验，如千百个老神仙眼眉毛的白头浪，一米多高，抛得我吐个仙女散花。这次的经历是个里程碑，成为我以后往卅个国家跑的勇气。
这几天，我真正认识除了我家以外的好人。
外婆的老家是个收购渔产品的小商人家庭，没有风扇、冰箱、收音机和沙发。每个从未见过的远亲整天忙干活，慈祥的笑眼我可认住了。
在海边，又逢盛夏，一屋子里外都是鱼腥臭。白天一群金乌蝇（苍蝇）成群结队窜来窜去，在这湿热的天气格外不客气。到了晚上，不知为何没有美味的海鲜，原来夏天不是渔季。渔家都穷，向他们做渔商的借钱，秋天交渔获还债。饭后，一家人坐在大门口说家常，虽然我大都听不懂，群蚊又穿梭作伴，但我爱听氹仔方言的声调，大家都叫我“猪仔”，因“猪”与“智”谐音。整个礼拜没处玩，我揣摩出一点很难得的体会——待人的厚道。
尽管那年头我还是只小猪，也没有脑袋去问长短，反正觉得去澳门如同出国，以为考完试便可玩到癫。一星期下来度假村生活让我瘦了几磅，只剩头被毒蚊群咬得还有个猪型。猪脑袋像生了点说不准的智慧。所以20年后我才想起要多谢我这位很疏（疏远）的外婆，想来很有歉意。
1925年，外公的原配病逝，娶了第二任老婆。适逢乱世，我家的第一代就这样从台山举家搬到广州大南路，外公做木工，后来做工头、老板，发了点财。30年代开始在香港建洋房。一天工程完成，一班三行佬（土木工人）喝了几杯，拉了我外公去玩，酒醒后他才发觉有个陌生女人和他在床上，这个女人以后便是这位第三任的外婆。她做了十多年的外室，养育了二个子女。之所以成为第三任，是因为外公在原配去世前已在广州另取填房入室。
母亲的亲母、阿爷、阿嬷在我出世后不久便去世，我无缘与他们见面。1949年新中国成立，外公自觉地将生意结束，加入建筑生产大队，大家庭富庶的生活从此一去不返。在那年代，女人大多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1970年外公去世，两位外婆更无依无靠。第二任外婆对孙辈们没什么深厚感情，一定是穷孙满堂“细路”（小孩）多，上下拉扯十八个。这第三任外婆也未见对谁有特别多的疼爱, 老人家都不识字，孙儿的名字对她们来说就是个“联合国”。但因为母亲、阿姨们都叫她“细姐”，所以觉得有点儿另“外”，况且，她从不用打骂任何孙儿。
时隔41年，今天重回澳门，因前缘又过桥到了氹仔饮茶，这个“氹”（“氹”，粤语“tum”，低洼积水之地）变了石屎森林，渔村成了跑马场，再也找不到外婆亲戚的白粥油条小糕点店的所在，觉得很失落。香港地贵人多，她们婆孙三代一家，搬了又搬。地区、年纪和际遇，是我和他们之间最大的隔碍。他们在香港的亲人，只有我在1984年曾再次探望外婆老家一次。氹仔那一代被边缘化的人，也不敢来香港这市侩的大都会。
新纪元，世界风起云涌，我已多次东西飘流。回到香港、大陆拍摄，人事全非，恍如隔世。祖母庇荫，我得启蒙。她大半生穷困坎坷，却不断无意地积德，保留氹仔人那朴实真诚的价值观，并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养育了一群孝顺的孙女和孙婿，使她临终无痛、无恨，90多高龄含笑而去。
2005年写此为记，我，已55。
（改于2007年12日）

莫泊桑（Maupassant）有篇小说，曾选入中国的语文课本，叫《我的叔叔于勒》。主人公是一个第一人称的小女孩，她贫穷的一家，就指望那传说中的在海外发了财的叔叔于勒。小女孩在海船上，见到贵妇人可以大吃牡蛎，十分羡慕，心想要是于勒叔叔回来了，要吃多少牡蛎就有多少。故事的结局似乎是，于勒叔叔的“金山梦”是一场空。记不清了，但是对于内陆为主的中国孩子来说，牡蛎的美味成为一代人的向往。对我而言，海外的叔叔也像被金光笼罩的神仙一样，神秘得要紧——因为我仅在毛里求斯岛国，就有五个叔叔——五个于勒。
    长大后回到祖籍广东，这两样我都不神秘了。广东人吃牡蛎，撒上蒜蓉、酱油、椒盐，清蒸而出，美味异常。法国人那种生吃法，还是算了吧！那是番人的搞法。另外我去海外见到了五个叔叔。他们属于拥有了金山的一群，从幼时的极端贫穷奋斗到可以让我随时见到这个小国的总统。我这才发觉，我们中国，不了解、不重视这海外伟大的一群。今年，有几个个叔叔从海外回来了。他们很虔诚地祭祖、扫墓。有意思的是，有一个洋气的最富有的叔叔，到得一个村庄，就会叫面包店用一个小破车，运来一个货架的面包，分发给大家。村人们兴高采烈地分了面包。虽然在已经发达的梅州，谁都买得起面包。但在此时，面包与牡蛎又有何分别呢！
    祖宗和面包，是两个很有关联的关键词。我写到这里，只想骂娘。结合刘老师的照片，我感到一种凶狠的劲头。我想起中国农民勒过土地的铁铧，石匠用爆裂的老手锤下鞍巨石，想起客家人用手狠狠地把肉攥成肉丸，陕西麦客在太阳下绝望地挥动着闪亮的一弯钢镰，广州的走鬼扭曲着脸与城管人员争夺箩筐，重庆的棒棒们在陡坡上被巨大的货物压成一条虾，喉咙里还要吼出沉重的号子——“嘿嗬！嘿嗬！嘿嗬！”——嘿他妈的嗬。就是这么回事。
    本来很惶恐的我写到这里，觉得我还可以写写老刘。因为我是广东人，我有海外金山伯，我也去过偏僻如赞比亚、古巴、毛里求斯的唐人街，更因为我们很有些同声共气——别看我们文化高，我们都很知道“身上衣裳口中食”，离尘土很近，有一股俗气。不会太在乎一笔大钱，但会在乎仔细地嚼尽一块白切鸡或吮吸红油凤爪油酥起皱的一圈皮。根据这个习性出发，我们彼此很能理解，对方的一些无厘头。
中国人长期困于衣食。国内的底层族群如此，海外华侨，更是如斯。这种和土地生理胶着的事实与感情，我们很难形容，它是一种粗糙有力的声音，它是一幅尘土弥漫的画面。在中国词汇里，用于形容这种状态的词汇很动人。比如“谋生”，意思是寻求活着的方法。同样，四川人“找活路”也是令人震撼的口头禅，反义就是死路一条。广东人叫“揾食”，又解为“寻找食品”——具有原始时代采集部落的感觉了。总结这些令人敬重的词汇，我想可以用一个词来表示：“实在”。这个词实在不简单。作为名词，它来自于哲学概念，表示“事实存在”，或“确实存在”；作为形容词，它意味着一种极端现实主义的个性。我觉得可以用这个词来定义和形容刘先生的摄影、刘先生其人和海外华侨这一群人。事实上，这个词并不玄妙，它在中国话里已成为口头禅，并且有着类似于铁犁划开土地的低沉、肯定的发音。
    摄影的本原，即证明“实在”。刘先生没有艺术家常有的高蹈，非常“实在”地记录“实在”。他运用大画幅的120相机，而对最微细的生活场景进行细致描述，尤其是对衣食符号和神祗的描绘——这两种东西在我看来，是一回事，敬奉关公、观音的目的就是神像边的衣、食、床铺，这两者之间其实没多少中间状态——刘先生的描绘到了不厌其烦的地步。从1979年开始，他频频回到祖籍广东，也用同样的方法拍摄各种房屋的内景。对于一个物质贫乏并且要四处流亡的群体，没有比他们的物件更有用的东西了，到这种地步，每一件物品都有符号有象征意味，不会多余。它们就如同词汇一样，构成了一个非常清晰的表意系统。对它们最好的表达就是不动声色的冷静，表面上的绝对客观。毫无疑问，这一部分摄影是极具社会学价值的，类似于法国年鉴学派（The Annales School）的以小见大的写史传统，也类似于德国贝歇夫妇（Bernd and Hilla Becher）所创立的客观摄影风格。这两样东西，是中国所缺而目前已意识到的，刘先生是做在前面了。中国的姜健、罗永进等人就在做同样的事情。
    作为一个本土的中国人，我自然能看出刘先生画面中的异常之处。因为我们拥有的物件，明显与之很不相同。我看出华侨的生活，并不只是困苦，而且是一种扭曲，他们只照顾两样东西：衣食与尊严，也就是最基本的生理要求和最主要的精神支撑，其他中间状态的丰富多彩是无暇顾及的。不会有一本闲书，不会有一根高尔夫球棒，不会有关帝、财神、观音之外的神佛。这种扭曲的事实集中反映到他拍摄的另一类作品上，那就是肖像，肖像都具有一种强烈的主观感，相信这不是刘先生的主观，而是对象具有强烈的情绪，在生理与天国之间、在环境与自我之间、在卑微与高贵之间，不留余地不加过渡，集中反映到脸庞上，是在维系一种极端的两方面，并使之不至于崩溃。“扶大厦之将倾”，人物们有这么一种焦灼与沉重，从而凸显生命、生存本身。刘先生的技巧不用多说，我面对那端坐的老板娘、佝偻的单身老汉、化妆浓烈的“女朋友”，我一下子会想到阿勃丝（Diane Arbus）。所以对刘先生的艺术价值，我觉得不必多说，对阿勃丝的一些评价可以移植到这里。
    即使我也有华侨的关联，看过刘先生的作品，我还是感觉到，华侨是被严重忽视与低估的一群。原因无它，是他们离开了主流的中国社会，而易于被东、西方两种语境共同遗忘。刘先生由此具备高度的社会学、史学意义，填补了“社会学影像”的一个大空白。而在审美表意，亦即从艺术上看，他塑造了伟大的一群，具有高度的悲剧感，其鸿篇巨制反而可以跻入中国影像艺术之主流。流徙，向来是最重要的母题之一，自古如此，中西皆然。我们都知道屈原在江畔的行吟，俄国人在西伯利亚的脚步，荷马（Homer）笔下英雄们的归家路，《圣经》里摩西（Moses）率众走出埃及，寇德卡（Josef Koudelka）视野中的吉普赛人，凯鲁亚克（Jack Kerouac）疯狂地“在路上”，弗兰克（Robert Frank）在美国长达两年的穿行，……我无需多加举例，我只是说，刘先生忠于了自己的生活，而就得了一个很好的题材。这其实是一种传统，自己流放，或面对他人的流放，或都在流放，于是直接面对生存、面对上帝。
    由此我又想到，其实有很多流亡的艺术家们不是这样一个“实在”的结果。比如张大千、郎静山等等，“出关”之后照样风花雪月，并无家、国、生、死的痛切。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那种优雅地移动，并非真正的亡命。其实移动，也可以让人有新的灵感的。我因此怀疑他们的创造性已经衰竭。我知道刘先生出国谋生，是有着真正的艰辛的，哪怕做到教授的位置，衣食无忧，他还是没有“升华”，看上去还是一个“谋生”的人，所以，他能在连州的小吃摊上混个午饭，也能住进广州的城中村，一句话，非常的“实在”。
观夫刘先生的“实在”行状，同我送面包的叔叔有点类似。他们没有什么“虚活”，离大道理很远，与生活有着会意与默契，能够脚踏实地地帮助他人。2006年底，我们一起赴连州展，在路上他就不停地和人商议，摄影怎样才能帮助他人，比如我们拍了别人，用照片可否回报什么。这是我与他认识两年来唯一听到的“理论”。他紧接着就说，在连州碰上过一个贫苦家庭，他已募捐了几千元帮这家维修房子，又帮这家的孩子找了个工作。到了连州，他又带着这个发育不全的孩子到处见世面，关心她生活的方方面面。总而言之，这“雷锋”已经细致到有点迂腐和罗嗦了。而在连州展览的第一天，中外“名士”集中起来揭开幕酒会，他却一直呆在远处，坐在石头上和一个神经兮兮的当地小孩聊天。那孩子试图想跟他学摄影，而他就很实在地说：“搞摄影好难‘揾食’的哟！”就这么谈了一两个小时。这种耐心让我非常佩服。这种对人的温和关心反倒是大陆人不多见的，海外华人似乎具有更多的儒家色彩，敦厚平静。
    作为一篇评论，我更愿意讲一些生活故事，它比逻辑推理更有说服力。中国有句成语，“文如其人”，作品与人是不可分的，互相影响，风格一致。反过来说，又可把两者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而不只是分析其中一些具体的图片。这样的呈现，才能接近作品的本质，进入一个浩瀚的人生。人生就是一部作品。而且“人生”不是纯粹一个人的心与物，而是自然牵出一个“金山——广东”的大场域。我们面对的是个人，他前面放着作品，后面是苍茫如幕的背景。一切密不可分。对于照片、文字、生活细节，都应一并重视——这正是刘先生珍惜一切物象的方法论。
    刘先生曾给自己的作品——或者说生活——命名为“再梦金山”。我立马联想到大陆有一首歌曲，唱西藏牧民对首都的向往，叫作《北京的金山上》。开头两句是：“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主席就是心中的太阳。”从现实到梦想，中间没有任何过渡，对于贫穷无助的人来说，似乎那上帝一显灵，大家就发达了。我看老刘的图片，也有同感，可以来一首《美国的金山上》：“美国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关帝爷就是心中的太阳。”以前大家就是怀着这么一种希望去的。我相信上帝是存在的，但个人奋斗的痛楚也一点不会少，大约上帝也希望百姓一样伟大。中国人所谓梦想，就是这么回事。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