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以家庭作为整个整个社会的基本单元，孝道成为整个社会的伦理基础。四世同堂子孙绕膝是普遍认同的理想，而家庭承担了生产、生殖、教育、宗教、司法、安全保障和文化娱乐的几乎所有职能。49 年后的集体劳动使家庭逐步与生产职能分离，生产、工作场所与家庭的分离使父母亲不再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来亲自完成对子女的教育，于是，家庭的幼儿教育功能不得不被移交给公共系统。这是今天幼儿园存在的第一个前提。
影响到今天中国的幼儿园的第二个语境同样众所周知：七十年代未中国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大量政策性独生子女家庭的出现。这使一个儿童所要满足的教育期待空前增强。《闯关东》中的老朱家三个儿子各自独当一面，而今天，对这三个孩子的要求回叠加在同一个孩子身上。“望子成龙”的欲望空前膨胀。这两个语境造就出两种幼儿园：作为父母工作时间中的寄放场所的幼儿园，和作为教育机器的幼儿园。
两种幼儿园是互相重叠的，但是在比例上，低收入家庭偏重于后者，高收入家庭更重视的是前者。
作为寄放场所的幼儿园，幼儿园阿姨的教育能力可疑，看护儿童的主要职责是保障安全。园中的游戏设施尽量简陋，课程尽管简单。这样一个幼儿园，最重要的功能是它的围墙。因此在结构上，它们往往是封闭的砖墙或者有房屋形成围合的天井。再或者，干脆就是居民楼中的一套住宅。这类幼儿园某种程度上类似于一个收费的临时监狱。在北京城乡接合部的崔各庄的陋巷中的“欣欣幼儿园”的门口，我们看到了这样的通知：“从即日起，本园每周日休息一天，如果有事还需要来的，需另行收费。”
离它不远处的“百年实验艺术幼儿园”，大门口挂满了各种牌子，计有：“蒜蒜龙故事心算教学试验园”、“少儿百首唐诗宋词咏唱工程特约幼儿园”、“中国教育学会十一五科研重点课题儿童之家潜能开发课程实验幼儿园”、“小袋鼠英语教学试验园”……等等。这种大大小小的教育资质证明，是这类作为教育机器的幼儿园的最明显的标志。最顶级的还会把教师照片、课程和活动情况作成公布栏。这些幼儿园吸引孩子们的家长一掷千金的，主要是它的教育承诺。它们的外墙经常是铁艺栅栏，透过栅栏我们可以看到里面各种各样的游戏设施。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艺术在这些学前教育中扮演的角色正在越来越重要。在中央美术学院附近的花家地幼儿园的围墙上，我们看到了康定斯基和梵高的画。院子里巨大的壁画，则是米罗的风格。
那些作为寄放场所的廉价的幼儿园的主人们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也没有忘了在墙上画上色彩鲜艳的图案。孩子们真的喜欢这类鲜艳的颜色，这真的能使他们在每天8小时的软禁生活中愉快一些吗？还是，这些画，更多地是在向缴费的家长们证明一种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