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新话题  

[画廊] 在迁徙中生存的艺术群落 [ 阅读576 / 回复3 ] 打印 【复制地址】

在迁徙中生存的艺术群落

在迁徙中生存的艺术群落——北京798周边的草场地、酒厂、环铁等艺术生态考察

撰文:崔凯旋  黄文亚

艺术家们喜欢扎堆,聚集的人多了,就变成了以其活动区域为标志的艺术群落。北京的艺术群落现象更为突出,而艺术群落的命运也大体相同。从中国当代艺术家开始住进了圆明园,也就开始了迁徙的历史。1995年,圆明园画家村的艺术家们曾被粗暴地驱逐,2005年,当同类事件在索家村艺术家工作室重演时,我们似乎看不到历史的一点进步。对艺术家的不尊重,就是对文明和艺术的践踏。所谓的“违章建筑”北京还有很多,为什么非要拆艺术家工作室呢?因为艺术家太另类和前卫?在我们当下如此“开放”的社会里,这个理由肯定是无稽之谈。也许因为我们国家的某种传统,艺术家们“扎堆”的爱好才是引起恐惧和恐慌的根本原因吧。其实大可不必,就像我们不能因为一个国家有几个小偷就想当然地认为这个国家的人民全都喜欢偷盗。
北京798的生存策划在2004年取得了成果,798艺术区不但免遭了一场被拆迁的劫难,而且荣升为使北京成为世界知名城市的最主要的原因。但之后围绕在798周围的其他艺术群落也许就不那么幸运了。近期,被讨论得最热烈的话题就是崔各庄乡范围内的艺术区的拆迁,艺术家们的处境岌岌可危。涉及到的艺术群落有将府、东营、索家村、费家村、黑桥、蟹岛等艺术区,而据说何各庄可能也难逃劫难,在一号地艺术区计划要建设的中国当代美术馆可能只将是一个理想的效果图了。那么朝阳区的艺术区除798之外也许就只能剩下草场地、环铁和酒厂这么三处,其他的艺术区可能会慢慢消失。很多艺术家刚刚倾其所有装修的工作室,美轮美奂的像一件艺术品,却可能还住不到一年。面临拆迁的艺术家们将何去何从?这已成为一个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朝阳区是北京艺术家群落聚集得最多的地区,为什么北京大部分艺术家群落都集中在朝阳区呢?这让笔者想起了鲁迅先生的一句话“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艺术区的形成也是一样,世上本没有艺术区,艺术家聚集得多了也就成了艺术区。艺术区自发的形成,是因为找到了它生长的条件和土壤。中央美院落户望京,798艺术区的国际化平台都促使着这里必然成为发展艺术区的最佳风水宝地。“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艺术区同样也要长对地方。观音堂文化大道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不论我们怎样说它是“国内首个集中的以原创绘画为主的大型艺术品经营交易平台,是中国乃至亚洲最具规模和规范的艺术区”、 “中国第一条画廊街”等等,但是它的萧条却是有目共睹的。如果不合乎“道”,再怎么投入更多的人为因素,也只能是拔苗助长!
社会越向前发展,一个国家的文化形象就越重要,文化是提升国民素质,提升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和知名度的主要源动力。地位、知名度提高了,最终也必将提高国民生产总值,有“名”才会有“利”。如今,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艺坛上越发活跃,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并且也有当代艺术家如蔡国强等参与到国家的大型项目的设计和策划中来,为建设国家形象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近日,中国当代艺术院的成立,无疑是政府对中国当代艺术近30年发展成果和价值的肯定。作为现代产业体系中的一支,文化创意产业是很明显的朝阳产业,发展好了,很低的成本就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社会越文明,就会越重视精神文化,文化创意产业所创造的经济效益就越大。所以,这些自由发展起来的艺术区,它不但没有花费政府的资金来投资管理,实际上还是为国家为社会造福,它所带动的将是一个长远的利益,如果为了眼前的短期利益将其拆除的话,千多名艺术家将流离失所,还可能会造成很多社会问题。
本文所介绍的北京朝阳区的三个艺术区酒厂、环铁、草场地,是经过多方面的考察预计相对稳定不会被拆迁的几个艺术区。但这几个地方也并非完美无缺的居所,很多艺术家们迫于无奈选择了这里,却也要忍受其他的苛刻条件和尴尬的境况。能想象得到艺术家们除了创作还要跟物业管理部门、开发商们、地方势力等斗智斗勇来保障自己的基本权益吗?如果把这些时间都用在创作上,他们会为社会创造多少精神财富呢?文化创意产业是我国将来支柱产业的重要一支,我们不但要关注艺术家的作品,更要关注艺术家们的生存状态,这棵具有如此潜力的幼苗,我们不但不应该扼杀它,还应该呵护它,给它创造更多的阳光、雨露,让它茁壮的成长,它势必会用自己的繁华和茂盛来数倍的回馈社会。

北京酒厂艺术园

北京酒厂艺术园区曾经常被媒体拿来与798相比较,但是正如该园区的创建者朱超英董事长所说的,其实二者没有太多可比性。798是雄浑大气,而酒厂艺术园区则是娇小灵秀。
确实如此,占地约70余亩的酒厂艺术园区安静的坐落在朝阳区安外北苑北湖渠内,秋季,长满金黄色果实的柿子树为园区增添了别样的光彩。由于其紧邻中央美术学院,处在望京自由艺术家、艺术机构集散中心,再加上其老厂房的宽敞空间,使它具有着成为艺术园区的独特优势。
园区是由北京英诚科贸发展有限公司于2005年3月分三期开发而成的,经过4年的建设和发展,园区可用于艺术家、艺术机构使用的各种空间近3万平米。截至2009年9月,园区入驻的机构有60多家,艺术家曾先后入住有近100人次,驻园机构大概比例为:国内外知名画廊、美术院校和其它艺术公司占1/3;新引进的中文设计公司占1/3。酒厂国际艺术园是2005年3月对朝阳酿酒厂进行重新规划后建立起来的。如果说798是最初由于艺术家和艺术机构的入驻自然形成的艺术区的话,那么酒厂艺术园则是北京最早由公司进行系统规划开发的艺术园区。
一个已经倒闭多年的酒厂是因什么契机决定变身为一个艺术园区的呢?这似乎跟798一样,也跟中央美术学院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曾经是九立方画廊艺术总监的王立新先生告诉笔者,因他跟中央美院的老师来往比较密切,当初得知索家村拆迁,美院也有很多老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室,而正巧他的老乡朱超英盘下酒厂这块地似乎准备将它变成为一个美食村,但有着多年旧房项目改造经验的王立新先生发现,这里更适合做艺术家工作室。于是邀请美院的老师们来此考察,当时来此处的邹跃进和秦璞老师一致惊喜地确定这里天生的具备着一个艺术区的条件。于是,2005年5月正式动工,开始了艺术园区的三期改造规划。
酒厂艺术园的艺术家来源比较丰富,主要有艺术院校的教师,如最早一批的有徐冰、谭平、秦璞、马刚、肖勇、尚扬、孙景波、武明中等,社会上的知名艺术家有张晓刚、马六明、曾浩、任思鸿、南溪、翁奋、于云天等;早期入驻的湖南籍艺术家比较多,如张方白、李路明、段江华、吴德斌等;酒厂的青年艺术家主要有他们组合(杨晓刚、赖盛)、陈可、黄莺、薛君、薛涛、何迟、梁彬彬、伊慧、杨韬等;海归艺术家主要有兰一、李新建、金日龙、黄锦等。因受金融危机、租金价格、物业管理、艺术家个人原因等影响,酒厂艺术园的艺术家流动性很大。园内除了云集了国内优秀艺术家外,一些国际重量级的艺术机构的入驻也给酒厂艺术园带来了更多的知名度,先后有国际著名画廊“阿拉里奥北京艺术空间”、“表画廊”等入驻园区,艺术家和艺术机构成为了推动园区创新发展的核心元素。
2008年面临全球性金融危机,中国当代艺术市场遭遇了寒流,酒厂艺术园作为当代艺术生态的一支也不能免遭其影响。在此困难的形势下,园区很快调整了战略,确定了由2008年前单纯的画廊、艺术机构、艺术家为主的园区结构向以创意设计倾斜的结构调整策略,确保园区良好的发展态势。
朱超英表示,由于当代艺术在我国兴起周期短,发展模式单一,缺乏广大的受众平台。经历全球金融风暴,以当代艺术为主的园区当然难以独善其身,而艺术设计,它的受众是千家万户,是文化创意产业链的源头。园区从最初创意文化嫁接老厂产品,到从当代艺术与创意设计的转型,每一步都凝聚着一个企业为保证未来的发展而做出的努力。很幸运,酒厂艺术园不在拆迁之列,又正赶上了其他艺术区的拆迁之风,目前算是维持了艺术园区的正常运转。

环铁艺术区
      
最近,只要你稍加留意,就会听到,艺术家们讨论最多的话题就是关于朝阳区艺术区将被拆迁的事情。但同时你也还会听到这种说法就是“环铁艺术区是不会被拆迁的安全岛”,它真的不会被拆吗?它真的会让艺术家们安顿下来吗?对此种说法,我们在北京环铁国际艺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崔保东先生那里得到了证实。
环铁国际艺术园区坐落在798艺术区东五环外的环形铁道内。据崔保东先生介绍,这个园区原本是将台乡的一个牛场,最初的想法是想用来做仓储物流,刚开始盖了一些房子。但是当时正好赶上索家村拆迁,由于这个园区离798艺术区比较近,崔先生的一些艺术家朋友来到这里发现这些房子很好,应该用来做工作室。并且经过调查,崔先生也了解到,文化创意产业也确实是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方向,于是便逐渐有了建立艺术园区的想法,开始有计划性地对整个园区进行了规划。有艺术家工作室、美术馆、画廊,2010年6月份开始的2期工程还会引入一些酒店、餐饮等配套的服务机构。从2006年初创建到现在已经开发的面积有75000平米。现在入驻的机构有KU艺术中心、宏艺术中心、俄罗斯油画素描陈列馆、朗朗艺术中心、艺8空间等近10家。环铁一带是属于铁道部的地,性质是政府企业改制,甚至企业里面的部分职工还继续留在这里就业,而且这块地是在环形铁道里面,用作商业开发不太适合,因此拆迁是不太可能的。
“打造当代艺术的学术后院”是环铁国际对自己的学术定位。环铁时代美术馆和环铁画廊的建立也跟这个定位密切相关。美术馆会不定期地举办展览和讲座。画廊有自己代理、推广的艺术家。并且还有国际艺术家免费居留计划,使艺术园区增加了更多的国际交流的机会。据了解,环铁艺术区有100多位艺术家,因为工作室是不断对外出租的,“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艺术家的构成比较杂,主要有各大艺术院校的老师,如王华祥、周吉荣、吕胜中、刘庆和、陈淑霞、马刚、戴士和、孙建平、徐唯辛、王小松等;也有从附近即将拆迁的东营艺术区刚搬来的艺术家,如有一批湖南籍的艺术家:李路明、黄勇、贺大田、蔡东等在环铁艺术区,韩国的艺术家也有十多位,如具天书、金南五、崔宪基、崔敬善、朴成泰等,还有一批水墨画家,如王非、李建国、张羽、王川、李纲、魏青吉等,福建籍的艺术家吕山川、陈志光等和社会上有一定知名度和创作实力的艺术家如乌日根、段成金、郑学武、张师图、老六、岂梦光、徐晓燕等艺术家也在环铁,在环铁一线还有十几个年轻艺术家,如蔡卿、刘柏池、王轶琼等。环铁艺术艺术区一般100平米以上的工作室租金每年在几万到十几万之间,非一般刚毕业的年轻艺术家所能承受得了的。二期工程里也有新建的50多平米的小工作室,适合年轻艺术家租用,每月2400元,已接近望京地区的商品房租房价格。
面对经济危机,环铁国际则采取了最为实惠的对策,那就是——降低房租。2006年艺术园区刚刚建立时,首批艺术家,大概有70多人,当时艺术市场很好,艺术家们的经济状况也不错。第一批入驻艺术家的房租是每平米不到1元钱,一年左右就升到了1.3元至1.5元,因为当时市场好也能接受这个价格。但是随着经济危机的到来,很多艺术家的经济状况也出现了危机。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市场虽然重要,但是长远考虑,能够把艺术家留下来则更加重要,一个没有艺术家的艺术区也就不能称其为艺术区了,所以,环铁国际及时调整了房租,价格又回到了1元左右,希望艺术家们能在这里稳定下来,安心创作。当然由于环铁成了不会被拆的安全岛,势必它将会火热起来,水涨船高在所难免,房租迟早还会上升,但是崔总表示了,是会有所提升,但绝不会升得很高。
环铁艺术区除了有我们上述讲的环铁国际艺术城外,还包括环铁一线、五环一号、环铁会馆等也都是环境很不错的地方,在环铁艺术区生活的艺术家大多都对这里的环境评价很高。

草场地艺术区

要介绍草场地艺术区,真不知从何说起。它不像酒厂艺术园、环铁国际艺术城是公司、企业有规划的建立而成的,但它又不像798那样是一片大工厂开发成的一个比较完整的艺术区,它确实是自发形成的。
很多人认为草场地能成今天的气候,是因为798的辐射,但这只能是一部分原因,却不是全部原因。早在1999年艾未未就把自己的工作室建在了草场地,2000年艾未未与戴汉志(Hans van Dijk, 1946—2002)、傅郎克(Frank Uytterhaegen)于1999年共同创立的艺术文件仓库也迁址到了草场地,建筑由艾未未设计,石砖的浅灰色成为了艾未未以后设计艺术类建筑的主要标志性颜色。而文化人、艺术家开始搬入798工厂也是在2000年前后,所以草场地艺术区的历史几乎跟798一样早。798是因为名声在外,具有了国际影响力,它才真正得到了生存和发展的权力。但事实证明,这种方式虽然保住了艺术区,但是却在一定程度上损伤了艺术,此时,艺术不是被权力驱逐,而是被金钱驱逐。
还好草场地没有这么荣幸受到过权利欲望的眷顾,草场地的低调和画廊的独立品质反而保护了它,目前还没有发生哪个艺术机构、艺术家工作室被强制拆迁的事情。在草场地经规划好的艺术家工作室很少,大部分艺术家都是租住在民居或者是废弃的办公楼里,他们将租住的地方重新装修改造为自己可用的工作室。据初步了解,草场地艺术区的艺术家有30多位,年龄层次以中年为主,主要是社会上一些有知名度和影响的成功艺术家如艾未未、曾梵志、何云昌、王庆松、王兴伟、邵译农、李松松、舒勇等,因为草场地工作室的设计和建造都很专业,租金都在每平米1元到两元之间,相对于其他艺术区来说算比较贵了。年轻艺术家很少,一般都散租在老工厂和居民楼里,如里非雪、马永峰、吴承典、季怀等。没有了这些外来的干扰,草场地可以默默地把自己发展得更加纯粹,这里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区,只有对艺术真正感兴趣的人才会慕名前来。
798的租金跟它的名气一样短时期内增长得飞快,很多艺术机构从2004年以后陆续入驻草场地,原因也跟此不无关系。站台中国是比较早入驻草场地艺术东区的画廊,据其主持人孙宁介绍,当初2004年8月遇到草场地这个空间时,草场也只有艺术文件仓库、麦勒等两三家画廊,而到目前,短短5年内却已经入驻了大大小小20多家艺术机构,并且大部分都有一定的实力和学术品质,如香格纳画廊、秀瓷画廊、空白空间、前波画廊、泰康空间等等。也有几家是从798和城里面搬迁过来的画廊。原因很简单:一是别的艺术区租金比较高,很难接受;二是看好草场地未来发展趋势,它已经形成了一个质量比较高的艺术区。经济危机的到来,使本来人就不多的草场地跟其他地方一样出现了萧索的迹象,明显感觉到这里的展览少了,有的即使做了展览却连请柬都不印,也不做宣传,估计是为了节省开销。韩国的现代画廊和PKM画廊也因经济状况搬回了本国。但大部分的画廊还能坚持得住,还仍然坚守自己的原则走自己的路。
由于草场地聚集了越来越多的著名艺术机构,草场地村委会的领导也想把这个地方变成文化产业区,朝阳区政府开始投入一些资金对艺术区的环境进行建设,在村外面我们可以看到“草场地文化产业区”的牌子和标语 。这些行为对于草场地建立自身的文化形象非常重要,但是租金也随即涨了起来。先来者由于签订了长期合同,有所保障,租金相对稳定,但是后来者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一些艺术家虽然没有租用专门的工作室,但是房租的价格也是可观的,有的艺术家虽用较便宜的价格租了废弃的办公楼里面的空间,但是却经常停水断电,并且因为业主跟村委会合同不清楚,跟艺术家们也只签短期合同。看来,“名气”带来的并非都是好运。
因为崔各庄乡涉及在朝阳区城乡一体化和土地储备的拆迁范围内,草场地村究竟会不会保留,设计别致的国际艺术机构会不会被拆掉,仍在大家的种种猜测之中,没有人知道确切的答案。大多数表现得很乐观,“20多家艺术机构,这么好的建筑,怎么会被拆呢?”“政府也许会反而要保护这里,充分利用已经自发形成的艺术区来发展文化产业”。事实情况表明,这些乐观的看法有变为现实的可能性,因为草场地村周边就是五环桥和至内蒙的铁路,所有楼盘都会限高为三层,若要拆迁和重建开发的成本会非常高,这会为草场地艺术区的长久幸存带来机会。
草场地艺术区有着自身的特点,它没有特定的边界和框框把自己束缚起来,它的松散使它更加自由和灵活,这是一种没有束缚的凝聚力,它保证着艺术的品质和纯粹。不知草场地,这个曾是王公贵族驰马狩猎的地方,它的浪漫还能持续多久?
Art218.com自助投稿平台

TOP

本也有钉子户,他们还有这样一句名言:他们(gov-ern-ment)把百姓像虫子一样对待。
网上贴出的成田机场卫星图片,圈中即是“钉子户”
最牛的“钉子户”或许在日本。因为居民不肯搬迁,日本东京成田国际机场1号跑道拖延十几年才完成,2号跑道无法修到规定长度屡发起降险情,3号跑道至今还在图纸上不能动工。      3月30日,网友“太空人之翼”在网易论坛贴出《用GoogleEarth看成田机场的“钉子户”》,得到迅速转载,有人感叹这才是“最牛钉子户”。     夜间不能起降,因为会打扰“钉子户”休息      2006年11月24日,在日本内阁经济财政会议上,首相安倍晋三表示希望机场可以24小时运作,夜间也能起降。很快就有媒体评论说,这将进一步打击成田机场的地位(东京有成田、羽田两个机场)。      成田机场是无法提供夜间起降服务的,因为根据和机场内几户居民的协议,夜间禁止起降,以免影响到这几个“钉子户”的休息。     这几户人家就住在机场里面,他们已经与gov-ern-ment和机场斗争了40年。很多居民都已经搬迁了,只剩下他们坚守在这里。热田家就住在规划中的3号跑道上,这条跑道一直不能动工。热田在一本书中说:“虽然他们把百姓像虫子一样对待,但我在心情上并没有输,只要我和我的爷爷住在这里,成田机场就决不会完工。”     曾建铁塔阻碍飞机起降    成田机场位于东京东北的成田市三里镇,是日本最重要的国际机场。1966年,日本gov-ern-ment在新东京国际机场的几个选址都遭到强烈反对后,忽然决定建在这里,当地居民强烈抗议,发起“一坪地主运动”,很多业主将自己家的土地以一坪(约3.3平方米)为单位出售,以大量增加土地拥有者,让gov-ern-ment谈判对象剧增,收地艰难。运动持续到了5年,1971年gov-ern-ment凭借《土地征用法》,采用强制手段征得足够土地,1973年建成了1号跑道和机场配套设施。     剩下的“钉子户”在自己的土地上建起很高的铁塔,妨碍飞机起降,当局只好继续谈判同时施压,成田机场1978年3月30日终于启用。     在整个斗争期间,居民和警察都有伤亡。鲜血让当局更加谨慎,gov-ern-ment承诺不再强行动用《土地征用法》,而2号跑道也就一直未能动工。     1999年,迫于2002世界杯在日本举办的压力,当局必须修建2号跑道,于是放弃谈不下来的地皮,避开“钉子户”地皮,转而向北修建跑道,并于2002年完工。但这条原定2500米的跑道也就只能修到2018米,一些大型客机无法起降。     谈判大门已关闭    2005年1月11日,当局和2号跑道南端的7户人家重新开始谈判,希望能买到他们的地以便把跑道延长到足够的长度。居民拒绝做出妥协。4月30日,日本国土交通大臣日北侧一雄宣布,“如果居民还是不同意收购土地,我们就向北侧延长,今后不再进行用地谈判。”日本媒体一时笑谈“北侧说跑道向北侧延长”。7月15日当局最终决定放弃谈判,跑道向北延伸。预计2010年可以完成。    1966年日本gov-ern-ment给成田机场的建设预算为1350亿日元,后来实际上的花费了十倍于那个数目。多年斗争中13人为之丧命。在日本国内,对于这几个“钉子户”的看法也存在很大争议,在日本一个网站的调查中,有过半网友支持当局通过法律手段解决问题。有网友评论说,在日本这样一个看重集体利益的国家,一方面注重私产保护,一方面很多人也认为在公众利益面前个人作出一定牺牲是应该的。(南方都市报)日本成田机场“钉子户”抗争40年 迫使首相谢罪 钉子户”并不是中国的首创,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都出现过很牛的各具特色的“钉子户”。比如全球“钉子户”的元老就在日本,那是东京成田国际机场内的几户人家。有关这些日本“钉子户”的故事其实是一段还在继续的历史…… 三里冢农民闻风而动 成田机场的建设从一开始就不一帆风顺。上个世纪60年代初,日本gov-ern-ment决定建造一个代替羽田机场的国际机场,最初选在现在机场地址以南4公里一个叫富里的地方,但是富里地区当地农民发起了激烈的反对建机场运动,gov-ern-ment只好作罢。 1966年6月,当时的佐藤荣作内阁决定把宫内厅下属的皇室牧场所在地的千叶三里冢芝崎地区作为机场候选地。但原有的皇室牧场只占机场用地不到一半的面积,需另征大量土地,当时的gov-ern-ment做了件傻事,在7月4日内阁会议上拍板之时,却没有与当地农民进行沟通。7月20日,三里冢农民闻风而动,成立了“三里冢芝山联合机场反对同盟”(简称反对同盟),漫漫长途的斗争从此开始。 起初,那只是纯粹的农民保卫自己家园的运动。很多业主发起了“一坪地主运动”,将自家的土地以一坪(约3.3平方米)为单位出售,以大量增加土地拥有者,提高gov-ern-ment谈判的难度,他们“以没有抵抗的抵抗战术保卫土地”,无论gov-ern-ment如何规劝,我自岿然不动。甚至组成少年行动队、青年行动队乃至妇女行动队开展斗争。 从1967年开始,“农民运动”的性质有了一些变化,当时的新左翼各派开始加入三里冢斗争,运动也得到日本社会党、日本CommunistParty的支持,这使得三里冢斗争的内涵愈加丰富,形势愈加复杂。起初当地农民与新左翼政治家配合,但反对同盟内部后来又意见不一,分成了“小川派”、“热田派”、“北原派”等开展活动。 第一次冲突,第二次,第三次 gov-ern-ment对“钉子户”们一向采取非妥协的姿态,1971年2月22日,gov-ern-ment开始第一次强制征地行动,反对同盟成员与警察发生冲突。9月16日,在第二次强制征地行动中,双方在东峰十字街展开“战斗”,其中3名警察死亡,双方各有多人受伤,gov-ern-ment不得不把原先建设三个机场跑道的计划缩减为一个,凭借《土地征用法》,采用强制手段才征得1号跑道及机场配套设施所需土地。此次事件中,三里冢机场反对同盟的青年行动队员55人被起诉,经过十多年的审判,3人判无罪,其余52人虽判有罪,但是缓期执行。 1977年5月6日,“钉子户”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建起的铁塔被gov-ern-ment行政执行人员推倒,并在5月8日引发农民与警察机动队之间的冲突,一名叫东山薰的农民声援者无辜死亡。 成田机场原定于1978年4月启用。此前的3月26日,一支“农民敢死队”占领了机场的管制塔,破坏了各种设备,还有大量新左派分子加入行动,而警察甚至拔枪乱射,酿成“成田机场管制塔占领事件”。 两个月后的5月20日,成田机场正式启用,反对同盟还发起了“百日战斗宣言”运动,继续进行一些机场破坏活动。 后来,碍于gov-ern-ment的强硬态度,以及机场建设是既成事实等原因,当地一些农民做出了让步,陆续迁出。三里冢斗争暂告一段落。但还是有一部分人坚持下来,成为坚挺的“钉子户”,不屈不挠地阻止机场扩建计划。 1985年10月20日,因反对机场二期工程,当天反对同盟的“北原组”在三里冢第一公园主持召开集会,约有3900人参加集会,他们用翻斗车把大量石头、铁管、火焰瓶等搬进现场。而警方则派出了四个机动队和机场警备队从四面包围了集会场所,此外还有警视厅航空队派出直升机在上空盘桓。冲突终于发生,恶斗持续了两个小时。有59名警察受伤,3台装甲车被严重毁坏。反对同盟241人被逮捕。这是成田机场启用以来最大规模的冲突。      “民主的方式”受到认可 日本早在1951年就通过了《土地征用法》,授权日本gov-ern-ment在修筑公共设施时向社会征用土地。日本gov-ern-ment恃有《土地征用法》的授权,便采用强制手段征得足够土地,建成了一条跑道和机场配套设施。从1978年至2004年间,日本全国共发生过九百多起针对gov-ern-ment的“游击事件”,其中五百多起与成田机场有关。20世纪90年代以后,gov-ern-ment采纳学者的建议,不再强行动用《土地征用法》。成田“钉子户”们的长期斗争,使得日本的《土地征用法》没有用武之地。 1991年11月起,东京大学名誉教授隅谷三喜男等学者组织了十多次成田机场问题研讨会,在1993年9月召开的第12次“成田机场圆桌会议”上,学者们提出要以“民主的方式”解决成田机场问题的方针。1995年,当时的日本首相村山富市接受了学者们的建议,向机场反对同盟成员谢罪,这怀柔之策终于赢得了部分人心,也使得反对同盟内部瓦解,反对机场运动暂时得以平息。 1999年,为了承办2002年韩日世界杯,当局启动了2号跑道的修建工程,但只好避开“钉子户”,转而向北,而且原定2500米的跑道只修建了2018米,因此一些大型客机无法起降。 2005年1月11日,当局和2号跑道南端的7户人家重新开始谈判,希望能购买他们的土地以便将跑道延长。但遭到了拒绝。4月30日,日本国土交通大臣日北侧一雄宣布:“如果居民仍然不同意出让土地,我们就向北侧延长,今后不再进行用地谈判。”7月15日,当局最终决定放弃谈判,跑道向北延伸,预计2010年可以完成。   “如果认为国家的决定比个人的权利重要,那很可怕” 说到成田机场“钉子户”,不得不提到一对夫妇———热田一和热田照,热田家就住在规划中的3号跑道上,作为成田机场里最坚决的“钉子户”,他们见证了“三里冢斗争”的全过程。 夫妇俩于2002年出版了一本书,叫做《热田照的故事———三里冢斗争史》,书的封面上印着他们的照片———耕作间隙,夫妇俩站在自己的田地上微笑着,那是典型的很朴实的日本老农形象,这样的形象让他们博得广泛的同情。在书中,他们叙述了当年在三里冢艰苦创业和后来与gov-ern-ment抗争的历程:“……从gov-ern-ment测量机场用地开始,我们就不断斗争,儿子被捕了……我们把老房子装修成新家,决心把这儿作为终老的地方,虽然每天都要听到飞机的噪音,但是我们都很坚强……”热田还有这样一句名言:他们(gov-ern-ment)把百姓像虫子一样对待。 多年来,很多人慕名来参观热田的“钉子户”住宅,并在热田家的田地里进行农业体验———种植或者收获农作物。热田夫妇常常给大家讲起过去的故事,比如怎样开荒,怎样种出一流的荞麦和落花生。他们还教客人做荞麦面。最后他们也不忘告诉来访者:我们不会输的,生存是我们的基本权利。 “联合三里冢蔬菜之会”会长、三里冢全国运动事务局长今井俊政是热田夫妇三十多年的老朋友,他是《热田照的故事———三里冢斗争史》一书的策划者,在他看来,三里冢斗争的魅力在于,它集中体现了日本人积压在心的对gov-ern-ment种种破坏环境搞大开发而不顾民意的行为的反抗之心。 有时,热田夫妇还把支持者请到家里唱卡拉OK,两位老人放声歌唱,他们说:我们的歌声要压过飞机起飞时的声音!热田照曾说过:只要我们住在这里,成田机场就永远无法完工。 热田夫妇在全国各地都有支持者,人们还专门成立了“联合三里冢蔬菜之会”。支持者们认为,“如果有人认为国家的决定比个人的权利重要,那是很可怕的”。

TOP

彭德: “艺术区拆迁”问答

问:怎样看待最近北京各大艺术区即将拆迁的事情?背后反映的实质是什么?是利益关系还是艺术生态的文化眼光与政府的短视行为?
答:提问本身就是一种回答。几个方面的问题同时存在,政府的行为尤其重要。没有政府的支持或默许,当代艺术很难生存。中国当代艺术在80年代初期突然兴起,到89年初夏突然熄灭,政府的意向起了关键作用。政府的行为从来都是短视的,因为在现行的体制下,官员对未来不承担责任。所有的国家都是如此,中国特别严重。

问:几大艺术区即将拆迁与国内迁移的艺术生态、与社会变迁、社会结构有怎样的关系?
答:一方面,艺术区拆迁有助于当代艺术的正常发展。凡艺术家聚集的地方,容易蜕变为作坊与帮会。我从来不看好北京和上海的艺术区。艺术家密集的地方,艺术家之间相互感染、相互雷同,彼此抵消,创作蜕变为时尚。另一方面,艺术区朝不保夕,任何黑手都有能力置它于死地,又显示出法制的空缺和当权者眼界与度量的狭小。

问:几大艺术区即将拆迁与以及艺术市场及市场化的关系?
答:中国艺术市场很不规范。热钱涌入艺术界同洗黑钱有关。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中国外逃的贪官约一万人,掠走6500万亿美元。尚未外逃的贪官总数不得而知。按常理推测,数目也会相当惊人。贪污的黑钱通过艺术市场转手而变成合法的收入,早已是公开的秘密。经济危机抑制了黑钱的膨胀,相关的艺术市场和艺术区自然会萎缩。

问:国内的艺术区是在什么条件下发展起来的?
答:当代艺术被边缘化的结果。比如圆明园艺术村、宋庄、上苑的艺术家,多数都是游离于体制之外的当代艺术家。聚土成山,形成社区。此其一。其二,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使艺术品成了高价商品;经济的震荡和货币贬值使它变成超越黄金的保值货币。其三,中国的富豪大增,开始关注艺术和艺术市场。艺术区随之膨胀。

问:从早期的“画家村”到“艺术区”,这期间中国当代艺术经历了哪些分水岭式的艺术变迁史?
答:早期的画家村从艺术到生活都是反体制的。艺术区则是同体制合谋的。合谋是一个中性词,是好是坏,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问:请将国内地域艺术区做个描述及对比。
答:798是土洋结合的超市,草场地艺术区、环铁艺术区、黑桥艺术区、索家村艺术区是同类作品专卖店,宋庄是连锁作坊,上苑是城乡结合部的摊点,东营是湖南同乡会,莫干山是高级山寨,南京幕府是渡假村,云南创库是巷子太深的地方酒厂,川美坦克库是依托学院的创作特区,西安纺织城艺术区是等待外援的困难户。

问:“艺术区”是不是原生态的艺术家工作室,“艺术社区”是有商业画廊进驻的地方,两者之间有什么差异性?
答:五十步与一百的区别。画家聚集是耐不住寂寞或不得已的表现。画家成堆的地方,很难产生特立独行的艺术家。

问:如果艺术区一个个拆迁,艺术家怎么办?艺术产业链将会面临哪些调整?
答:不知道怎么办的艺术家,让他们改行。艺术会被商业利用或相互利用,但艺术品不是常规意义上的商品。“艺术产业链”的提法是反艺术的,至少是反当代艺术的。艺术一旦与产业挂钩,它自身就被异化了。

问:艺术区拆迁在其他国家有过什么事情发生对艺术史及艺术现状产生过影响?
答:20世纪90年代以前,纽约的艺术区在东村。后来经济不景气,东村变成了商业街,画廊迁到了文化氛围较浓的苏荷区。没有永恒的艺术区,只有永恒的艺术。

TOP

当代艺术的精神GDP贡献被忽略

——艺术区“拆迁”的社会性思考
作者:陈晓峰     来源: 艺周刊
2009年艺术家精神焦虑的品种上又多了一个关键词——“拆迁”,久违似的“流浪性”感觉似乎又回到了这个已经不那么习惯进行精神上有力思索的群体。
  在商品消费高度发达、艺术品牌化以及文化产业化的时代,艺术家整体的境遇仍然没有变化与得到相应的重视——这是艺术区此起彼伏的“拆迁”之声提醒我们的唯一有价值的发现与追问。
  处于城乡结合部的艺术区被增长被“拆迁”之前,两次网络自发性的救助诗人何路以及画家女儿汪瑶事件都一再提示了这个群体边缘化生存境遇,只不过因为是个案一时遏制了人们对于这个群体问题的更多深入思考与探讨。
  在腾讯网2009年度大盘点中,“被、回家难、开胸验肺、邓玉娇、楼脆脆、钓鱼、70码、幼女、躲猫猫、鹤岗矿难……”等构成社会边缘群体的关键词线索,而艺术家也在2009年为自己找到了一个体现自己同样是边缘群体的社会词——“拆迁”。
  正因为边缘,价值才无法得到明确的确认。艺术家始终处于尴尬的角色,仍然无法摆脱“呼之即去”的群体命运。宜居艺术生态的形成似乎也只是艺术家单方面的美好设想,突发的“拆迁”却再次破坏了近些年艺术自发生态的创作环境积淀与相对零散但自由的结构状态。
  这次看似合法性的“拆迁”将很可能给艺术界带来艺术资源整合和结构性上的一次重大变化,甚至是一个转折点。它将多大改变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路径,现在还无法评估,但是影响注定是深远的。
  从10多年前的流浪状态,到近两三年艺术区的崛起,特别是艺术群落化、社区化发展的趋势尤为明显。而艺术区“拆迁”问题本质上指向了艺术生存与创作环境这个大主题,事实上,可以预见的是,整体生存与创作环境的变化将很可能给整个艺术生态链带来多米诺骨牌似的变化,就像虽然开了13天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一样最后无疾而终——各方等待的结果是得到一份没有任何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但是会议无时不刻地提醒人们:只有一个地球,地球上的一切事物都互为因果,每个国家的行为都会对整个地球带来影响。当代艺术更是直接涉及到社会环境与群体生态的问题。
  “拆迁”事件一方面显示了光环下的艺术边缘群体依然看不到任何社会保障——就像《蜗居》导演滕华涛认为,只是讲述了当下中国社会的问题,同样艺术区“拆迁”也只是反映了艺术家群体的社会现实;另一方面也给我们带来如何构建中国当代艺术未来环境的思考。
  每年都要飞涨10%-20%的房租,已经极度侵蚀了艺术家作为一个社会弱势群体的安全感和怀疑感,以及对于这个群体自信的打击——这也助长了商业艺术家的疯狂生产。
  这个社会还没有给当代艺术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机制,更没有给艺术家个体基本的尊重——当然当代艺术从精神上也根本排斥像给传统艺术家那种肉麻的麻痹型的“宠爱”。
  仍然是来自意识领域的障碍,这也是中国文化具备新创造力可能性的最大阻力之一。当代艺术与传统艺术是中国艺术的两个面,他们体现的价值观与意识完全不同,因此似乎所处境遇就理所当然的不同,后者表现得其乐融融,而衰败有余;前者产生新的文化生产力与新的关系,却仍然在意识层面被视为异类。
  现在看来,有关层面在当代艺术上的观念与措施显然是保守与滞后的。后经济危机时代,当文化创意产业成为中国经济新“引擎”时,如何建构一个当代艺术的新环境与新机制,早该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了,而不应该只是艺术家作为个体单方面承载各方压力。
  文化创意产业也不应该只停留在面上做文章,甚至陷入到房地产开发的商业漩涡里,而更多的是需要切入到对艺术文化领域观念层面的认识,从多样化的角度来看待当代艺术的作用和价值,从而才可能推动新一轮文化的建设与发展。
  如果有人还无法理解艺术家这个群体的价值,那么就打个比方,艺术家群体贡献的是来自艺术的精神GDP,这是任何实体性的企业无法做到的。今年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全球很多国家的GDP都出现显著下滑——甚至GDP增长出现负增长,但是艺术创造的精神GDP却是持续而又源源不断,而且艺术家在这样一个后经济危机的时代,它的这种隐性的精神CDP的贡献要超过以往如何时候。
  艺术与艺术家群体的价值正是基于此,它首先不是充当这个消费社会的媚俗者,而更多的是新价值与新观念的倡导者与发现者——他们用自己独特的生存体验与批判意识走在这个时代的精神前列。中国当代艺术的30年历史,也见证了艺术如何贡献精神GDP的历史,只是这条价值取向上叛逆与自省的作用一直被社会忽略。这也是当代艺术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得不到重视的主要原因,而走上了一条“墙外开花墙内香”的曲折发展路径。
  难道非得等到外国“功夫熊猫”出现的时候,才发现熊猫资源的重要性和它具有丰富的娱乐性价值?而不只是充当一个被观赏的空洞符号。
  艺术是一种精神的探索方式和可能性的表达方式,应该让其找到一个更加放松的土壤,才能更好的创造它的价值。过于急促产生需求的环境,很可能破坏一个好的艺术生态的形成。
  而放松对于充满生存焦虑感的艺术家群体而言似乎是一种奢望。艺术家的尴尬处境直接指向艺术——将更多独立性与具有大众迥然不同趣味的艺术家对于艺术的多样性理解挤到了极度边缘。这是这个群体无法可持续性思考的底线问题。
  现在看来,艺术区的繁荣只不过是一个幻象,艺术区的主体——艺术家作为个体仍然得不到任何保障。艺术区发展迅猛的模式一度似乎要成为艺术家幸福的终点站,但是外部对于艺术家的保护一直是缺失的,比如事先多点规划与引导,不至于这次被定性为合法“拆迁”这样的堪称造成艺术群体心理动荡事件发生了,如果在“拆迁”过程中人性化一点,就不至于遭遇艺术家群体寒冬中的愤怒。
  2006年之后,当代艺术似乎成为先进产业的代表走在像经济开发区似的发展模式上,中国当代艺术的发生地——北京当然是一派繁荣景象,可是09年开始因“土地储备”情势陡变,诸如金盏、孙河、崔各庄、豆各庄、东坝、三间房、将台却让艺术家这个冬天不再有如何浪漫。30余名艺术家站成两排的“砖头党”行为作品与20个艺术区的“暖冬计划”则是艺术家幸福感消失前的最后抗争与纪念。
 用不着拔高,就可以当作完全不尊重个体和艺术体制滞后的典型问题来讨论。这显然也与当前推进大力文化产业的价值观不符合,有关具体执行部门是不是还没有把这个信号解读清楚,当然不得而知。
  从某种程度上看,不尊重艺术家,就等于不尊重这个时代的艺术文化,那么又何谈文化产业?当代艺术的表现力和活力,已经是有目共睹,它甚至推动了类似798和宋庄这样这个世界瞩目的艺术文化交流区域的形成,也酝酿了正在成形的文化创意产业。
  但是,不要轻易的认为,今天我们的物质环境发生了变化,就等同于所处的其他环境也跟着发生改善。“拆迁”背后正是折射着一个艺术家特殊群体生存路径与内在的需求,却依然看不到有效的对接方式。
  也非常令人遗憾的是,这场本质始于城市房地产开发的需求,过程中却看不到相关部门对艺术家群体的尊重,结果当然是艺术家受情感伤害恐怕还要受物质损失,这才是需要引人思考的关键问题之一。
  当代艺术似乎仍然是一个有关管理部门思想意识上的可能发生所谓事故的“禁区”,实际上是极为过时、表面,甚至是可笑的。可是另一方面又要以当代艺术为文化创意产业的一个依托点,这显然是非常简单的“悖论”。
  如何推进这样一种极为容易理解的“悖论”的破解,以及如何让艺术回到一个更加有利的发展环境里,这是艺术工作者非常紧迫而又非常有益的工作,否则实在违背当代艺术的意义与价值体现。
  近些年,当代艺术的虚假性繁荣直接催促了艺术区的商业开发浪潮。但是在这场开发商的利益博弈中,“拆迁”看上去是照章办事,而实际上对艺术家群体利益的漠视。
  如何将这种表面上看合法的“拆迁”,转移为社会力量对当代艺术家群体的一次关注,是值得艺术界推荐的工作之一。它和那些林立与完全不作为的诸多画院有着本质的不同,但是更有社会文化推动力,是体现当下艺术文化活力的重要指标。
  更重要的是,中国当代艺术性质上已经从地下走上了地上,但是却仍然无法保证它的基础环境与提供诉求渠道。这注定将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滚滚大潮中,值得讨论与无法回避的问题。
  文化产业不应该只成为地产开发的商业幌子,而应该尊重聚集而产生效益的艺术家主体为基本前提和服务对象之一。10年前被笼统的贴上社会“盲流”的标签,但是在10年后的今天,有关部门对于当代艺术的认知与理解力仍然是非常局限——是不是政策不当与不作为呢?难道,艺术区规划的文化创意产业宏大蓝图,只是一个空壳,难道它们的发展是要以牺牲艺术家个体利益为前提吗?
  但愿这次艺术家的“砖头党”艺术行为和表达,不只是成为2009年可有可无的网络“碎片”,而是通过媒体的刺激,能够让社会重新思考与关心这个时代艺术家的未来——毕竟这个群体未来的摆在桌面讨论的声音似乎已经失落了很久了。
  “拆迁”不是一个结果,更重要的是它背后承载一个群体生存与发展的需求。“拆迁”不应该只是利益上的一入一出,更多的是直观呈现了社会对艺术观念和价值的意识有多高?
  “拆迁”是衡量社会观念意识变化的非官方的重要指标之一。问题是仍然看不到有关部门的回应,这是令人失望的。没有人愿意对艺术家群体价值进行必要的讨论,也就无法真正观察到简单的所谓合法的“拆迁”,是对艺术生态多样性的隐蔽性的破坏。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显示,现在周末逛798已经同成为白领们休闲方式之一。当代艺术已经不再是当年的洪水猛兽,而它对于文化推动的独特性作用——中国当代艺术自身所担当的基于本土性展开的思考与实践是严肃的,但是今天我们的服务配套意识不但根本谈不上,而且仍然对于这样一种群体保持过度的“警惕”和人为的曲解。
  由于当年社会现实的原因,中国当代艺术已经走过一段畸形的历史,那么未来能不能构建一个中国当代艺术健康发展的环境,这正是“拆迁”留给我们的思考。
  无独有偶的是,由于没有安全感,宋庄艺术家群落集聚区已经出现了糖厂和艺术工厂路类似于物业管理委员会的艺术家“维权”组织。

TOP

发新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