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在和人聊天时谈到中国文化政治哲学是‘儒道互补’，立即有人指出应该是儒家是主流，或有说是‘儒表法里’，并又有人提出老毛的文革中儒法斗争的说法作为补充。
其实，‘儒道互补’说并不是我的臆造，最早可能是文革后李泽厚提出的，后来，有学者更提出道家哲学为中国文化的主干的说法，因为‘（１）老子是中国最早的哲学家，老学先于孔学；（２）中国哲学中的重要概念、范畴多出自道家；（３）自西方哲学观之，以政治伦理学为主干的儒家不能正当地担当起哲学之名，而道家思想则是处于与西方哲学同等且对立的层面上’。
这些都是对历史文化的不同阐释，而在我看来，‘儒道互补’不仅提供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更为准确而恰当的理解，也提供对未来的一个回答。
原始的儒家首先是道德哲学，是以孝为本的孔子建立，在父父子子的基础上，孔子希望君子能‘克己复礼’，以‘君君臣臣’的政治伦理达到理想的社会，从道德中产生政治。继孔子孙子思之儒之后的孟子则进一步阐发道德的基础，也就是‘人皆有恻隐之心’的人性善的判断，后世并称为孔孟之道。宋以后陆王在孟子基础上走向心性儒学，与之对应的则是程朱的理学，引入道家的观念，将道德基础归之‘天理’，以克制‘为己甚’的‘人欲’，终成为中国社会的核心政治哲学。
儒学的另一支从继承子夏之儒的荀况开始，认为人性恶，‘其善者，伪也’，因此，虽然也主张礼治，其政治学说必然发展走向强调法在社会中的作用，而从‘礼’走向‘法’，其代表就是师从荀况的法家韩非。然而韩非的法，同样也受到道家哲学的很大影响，韩非把道不仅看成‘万物之始’(自然哲学)，也是‘是非之纪’(法哲学)，在这里，道是最终的立法准则。韩非的法，是统治封建社会臣民的，对于如何制约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却无能为力，只有借助孟子的‘诛独夫’的理论，代秦而起的汉朝奉行的就是‘王霸道杂之’的儒法并用，或后世所谓的‘儒表法里’。
看起来，法家、儒家、道家，相互之间亲缘关系还是很深的，而他们的区别则集中体现在政治哲学上。
儒家以自然/天理昭示个人的道德准则，由个人的伦理道德基础推出社会的政治伦理，辅以天命，建立其政治哲学。儒家的政治哲学维系了大一统的封建帝国，并能在社会崩溃后一次又一次重建，其道德哲学鼓励个人积极进取，以至中国历史上涌现出无数如孟子所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仁人志士。然而，在儒家道德基础上的政治哲学其后果是明清帝国的极端政治专制和社会发展的畸形，不能适应现代化的挑战。
道家以‘万物之始’的自然哲学为根本，到社会整体运行规律体察的政治哲学，再转而指导个人行为处世的道德哲学。其政治哲学的基础本质上与法家主张的‘人性恶’类似--‘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然而社会的整体运行趋势却是‘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在道家看来，人是具有‘为己’的主观意志的，而社会的发展则相对具有一种自然的客观性，‘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人之道’与‘天之道’两者之间的张力冲突是个人所处社会的必然。在如何解决这一冲突上，儒学是‘存天理，灭人欲’，道家则在天人之间加入‘地’，‘人法地，地法天’，经过这一折冲，回归天之道，这是道家政治哲学的高明之处。当年老子就指责孔子说‘夫子乱人性矣’，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确是至论。然而，以道家的政治哲学出发的道德哲学，鉴于个人在规律面前的无力，倡导因势利导的无为之术，其消极处世的人生态度常为人所诟病。
西方文明的哲人康德有言，‘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从中可以看出，老先生看重的是自然和道德哲学(而非关于社会的政治哲学)，而这两者都明确指向西方文化的源头之一--上帝，这与斯特劳斯学派的哲学观是截然不同:政治哲学是第一位的，并回归隐藏在西方文化中源自希腊政治哲学的所谓‘自然正当’。对于如何为自然正当，斯氏也语焉不详，其实苏格拉底也说不准，比如苏氏认为物有金银铜铁，人有主奴属于自然。不过按照道家哲学的观点，‘自然正当’是因为存在‘自然不正当’，而道的概念本身就自然排除‘自然不正当’，恐怕和斯氏所指相去不中，亦不远矣。
从历史看来，中国人在儒家道德哲学基础上，文明延续5000年至今；犹太教只有源于上帝的道德哲学，其文明同样延续至今；希腊人长于自然哲学，并以对待自然的理性来讨论属于城邦的政治哲学，然而囿于道德哲学之暗弱，其文明终不传，可见，道德哲学是文明薪火相传的根本。
然而，儒家希望通过建立在人性善基础上的道德哲学之内圣而达建立在人性恶基础上的政治哲学之外王，其处境之艰难是显而易见，而以道家的建立在‘低俗而稳妥’基础上的政治哲学为外王，以儒家提倡的高尚人格的道德哲学而达内圣，所谓‘内圣的归内圣，外王的归外王’。以儒道互补，复兴华夏文明，此其时也。
